民国时期的巫术救荒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民国时期,由于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农村经济落后,广大农民无力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因缺乏科学知识,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往往采用巫术禳灾的方法,以乞求“老天爷”保佑,躲过灾难。对此,他们还编造了一些“道理”。     

中国人"上帝"观念的演变

老天爷,又名“天”、“上帝”、“太一”、“昊天大帝”、“皇天大帝”、“玉皇大帝”等,是中国土权威最高的神。自古及今,中国神祗众多,但是,能有老天爷那样影响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影响人口之多鲜为人见,因此,对老天爷这尊民间大神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我国宗教学及民俗学等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建国初期山西省农民的害虫观念

正在中国历史上,水灾、旱灾、蝗灾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三大自然灾害,而蝗灾"其害尤惨,过于水旱",因此,在历代史书和方志中对蝗灾都屡书不绝。事实上,为害农业生产的绝不仅仅蝗虫一种,直至建国初期,各种害虫仍然极大地影响着各地的粮食产量。而且,受传统耕作习惯及技术水平的限制,群众对"害虫"的认识有限,并多将其奉为"神虫",缺乏系统的防治措施。为此,全国各地掀起了     

蝗虫也作妖

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颇有惜墨如金的风格,在“桓公五年”有一则记事,只有简短的一个字:螽(zhong)。螽在这里指的是蝗虫,这个字说明,当时发生了一场蝗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蝗灾记录,从此以后,农耕时代的大小蝗灾,频频出没于史书、方志以及官方档案中,见证着人生之艰难。     

大禹亦大鱼——华夏民族古代的神灵图腾

图腾崇拜是古代民族皆有过的神崇习俗,大禹亦是禹族图腾“大鱼”族号。它产生于羌人的原始居地羌塘地区。蜀族来源于羌氐,蜀王均以神虫神鱼为图腾族号。     

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

本文以淮河流域中游皖北地区近20个州县为对象,对明至民国时期计500余年的蝗灾发生次数、时空分布、原因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流域中游地区最近500年来的蝗灾无论是在时间序列上,还是在空间地域的分布上,都有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没有所谓的周期性或韵律性现象。首先在时序上,存在几个蝗灾相对多发期和少发期相间的情况。其次在空间方面,大规模的蝗灾较为稀少,而以局部地区规模的灾害为多;中游下段地区的蝗灾次数多于其上段地区的灾次。该地区蝗灾的发生,与黄河长期夺淮造成的水文变迁、水旱灾害叠发等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规模、方式等社会经济的负向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巴基斯坦总理,汽车飞机战蝗虫

一场30年来最为严重的蝗灾正在肆虐巴基斯坦。“最严重时,无数蝗虫遮天蔽日,情形颇为可怕。”信德省农场主阿什法克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场蝗灾从今年1月中上旬开始,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早前播种的小麦等农作物被蝗虫啃食殆尽。突如其来的蝗灾不仅让当地农民损失惨重,也给“政治明星”伊姆兰 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灾害、气候与政治: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与应对

利用新近刊布的档案史料,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1877-1880),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北疆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南疆的焉耆、库车等地因干旱而引发的蝗灾,在细致地考察了本次蝗灾发生过程及受灾程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新疆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本研究表明,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不但与河西地区同时发生,而且与华北地区发生的旱蝗灾害也有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蝗灾恰逢政治变局,左宗棠收复新疆着手进行的社会重建与蝗灾救治同时进行,蝗灾的救治程序和措施反映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实际调整过程。     

《九歌》要籍解题

历代对于《九歌》的理解,往往人言言殊,莫衷一是：诸如“渊源”、“原型”、“篇名”、“篇目”、“篇次”、“作”、“作期”、“男女相恋”、“体裁”、“祭祀”、“人神”、“巫术”、“歌舞”、“寄托”、“神格”、“作意”等,均在争讼之列,通过《九歌》作“解题”,了解研究的来龙去脉与困难症结。     

1940 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

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在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也曾制订防除蝗虫计划,"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还编印书籍,专门研究蝗虫习性,并且设计了种种治蝗方案.但是,伪政权的治蝗社会动员缺少民众基础和具体组织措施,甚至一些官吏盲信迷信,借治蝗以中饱私囊.沦陷区内"官吏猛于虎,苛政猛于蝗".历史表明,不同政权控制区的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蝗灾的监控与治理检验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向背和政权兴衰.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四川汉代考古资料中的方相氏图像

汉代考古发掘材料中有许多关于方相氏的内容,或称为"镇墓俑"、"镇墓神"、"辟邪"等。四川地区汉墓中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方相氏材料,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方相氏与东汉时期四川地区流行的神仙巫术有直接联系,与早期道教存在直接关系的资料尚有待发现和公布。     

07年夏灭蝗行动

2007年6月28日,两架军用直升机陆续从四川省石渠县洛须镇起飞,拉开了“世界屋脊”“剿灭蝗虫行动的帷幕。这是中国首次派出军队帮助藏区群众消灭蝗灾,涉及西藏、四川蝗灾最严重的3个县,时间持续十天。30名官兵参与了这次灭蝗行动,并为此准备和训练了两个月……07年夏的灭蝗行动创造了一项纪录：军用直升机在海拔3200米的青藏高原上,第一次以低于10米的高度飞行作业。     

文化分期视角下的红山文化女性塑像再考察

红山文化女性塑像可分两类,小型者为延续本地亘古以来文化传统的丰产巫术道具;大型塑像是距今5500年左右,在西阴文化势力进入燕南,后冈系强势不在,辽西地区人群结构进一步复杂化,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面临重新分配的背景之下,红山人为了实现不同族群的认同、共生,在以往强调女性丰产的宗教系统之上,创造出来的以信奉血缘祖先为形式,旨在实现凌驾于血缘之上的行政统治一体化的祖先神或至上神。祖先神的出现,是红山人开启文明之门的开端。     

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兼评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

近年来 ,关于研究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的论文屡见于多种学术期刊。对花纹的意义众说纷纭 ,其中主要有图腾说、辟邪说、萨满通灵说、目前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影响甚大 ,他的观点广泛影响了学术界。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张先生认为中国的商周时期 ,在人们的精神上是一个巫术时代 ,并且几乎把所有青铜艺术都解释成巫术的表现。似乎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保持一致的步调。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世界文化是多样发展的 ,中国青铜器艺术能否用弗雷泽理论加以解释 ,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主体精…     

嗹啰曲·歌仔·潮语歌曲

潮汕民间口头传诵的歌仔民谣,是十分丰富的口头文学资源。旧时潮汕民间观神唱的观神歌,落死鬼唱的落神歌,做巫术用的神咒,劳动时唱的嗹啰曲,民间传诵的歌仔,新婚闹新房做四句,老婶老姆唱歌册,这些都是最原始、最古老、最贴近民众的诗歌和音乐,其中保留了不少方言土语、古代乐谱和民间音乐。这是潮州音乐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认真收集、整理和研究,以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弘扬潮乐文化。 观神歌 旧时,潮汕民间认为,到了阴历七月初一“开孤门”后,到八月间的漫漫长夜,是各种孤鬼出来游荡的日子。     

苗族与蜡染工艺探源

人类崇信万物有灵 ,万物皆有生命 ,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相互依存 ,世界才能美妙。泰勒的《万物有灵论》则阐明了宗教和艺术的本质联系。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少数民族 ,他们在原始的劳动中 ,同样也产生巫术 ,利用巫术的幻想 ,来达到自己在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某些欲望。因而创作了许多超越现实的艺术境界。苗族蜡染 ,最早是巫术礼仪 :蝴蝶妈妈生下１２个蛋的其中１个孵化成苗族祖先———姜央 ,智慧勤劳的姜央为祭祀缅怀先祖 ,预示繁衍后代 ,而用树脂模仿蝴蝶于女人的背和腹。这就是从巫术到艺术的启蒙。“蚩尤九黎”是苗族最早的先民 ,“九黎…     

《雨无正》解题

《诗经·小雅·雨无正》题名的含义,二千五百年来学者们一直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本文分析研究了殷墟卜辞中“正雨”的含义,认为“正雨”是卜问雨下得适切与否,《诗经·小雅·雨无正》题名保留的即是这种语汇,意思是“老天爷下雨下得不适切,伤害了我们的农作物,表面上是骂老天爷雨下得不适当,实际上是暗讽君王施政不当。《韩诗》由于押韵的关系,把“雨无正”改成“雨无极”。     

简议神的人形化与神从巫术到宗教的发展

神的起源与巫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神脱离原始形态的过程中,巫术活动十分关键。根据对古代中东,埃及,以及希腊的原始宗教研究,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笔者认为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被神化的阶段,神圣的观念与人类意志结合,形成了一批拥有神圣话语权的人类,巫师等神权阶级成为人神交流的枢纽。第二阶段是神被人化的阶段,当传统不断地被强化之后,一种颠倒的认识形成,神理所当然的是具有人形的。这种意识上的变化,再加上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展及其所造成的高层次需求,导致了原始神的再生。     

仙游“三妃合祠”习俗的历史演变考略

福建地方神话的根本性质属于“人鬼崇拜”。这种神,一是生前为人所敬畏的巫祝方士,即所谓“法施于民”者,“以神仙显、或以巫术著”者;一是中土入闽的汉人军队中原先受崇拜的武功显赫的首领,如关帝、杨五郎、东平王等;或是地方上“以死勤事’者、“能御大留捍大患”者。在民间,生前为人所崇敬的人,死后所受的敬畏便愈增加,而对令人惧怕又求其庇护的鬼魂所行的祭法,就成为一种固定的宗教式的崇拜。 地方神祗是旧时民间村社组织的精神核心。我们如果考察流传于民间的种种神话传说,就会发现民众在本社区的生活经验中,出于自身的需要,可以十分认真地祭祀某神,也可以随意遗弃而去推崇新神。神的出现,使人与生活之间的需求交流有了一个精神中介;神格的升华,其实是人灵中自我意     

史前信仰中神龙形象来源刍议

自古埃及以降的闪米特文明都有神奇蛇的信仰,但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神物,代表地下界,从不升天也不飞翔,这种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质。中国的龙为天神,既不符合蛇的本质,又和其他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异其趣。中国龙的形象来自昆虫。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由蛇体化为鸟形,也只有昆虫能暂死后再生、升天。古人神化昆虫,这实为龙的形象与崇拜来源。不同地区的萨满教,都有崇拜昆虫变形、羽化神能的痕迹。中国先民确有尚虫信仰。中国龙可能更近似于古埃及的金龟蜣螂甲虫崇拜。尽管埃及的金龟和中国的龙崇拜在起源、发展上关联性不大,但两者的信仰观念与象征意义却相当接近。夏禹形貌为虬龙,其名"禹",恰和"虫"同字,故龙、虫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