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汪精卫卖国行径第一人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臭名 昭著的"艳电",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 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 的怀抱。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局害怕丑闻 外传,不准报界披露汪精卫已叛国的消 息。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身处国府之 地,慑于当局之威,一时也不敢将其消息 见报。范长江旋即将有关材料转给著名 记者严怪愚。严怪愚未看完,就被汪精卫 等民族败类的可耻行径所激怒。他觉得 自己有责任揭露事件真相,以激起民众 的革命精神,就是被捕杀也在所不惜！ 当晚,他就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 一稿,连夜电发湖南《力报》。主编陈楚 收电后翌晨即将其刊诸报端。     

记旧中国名记者之一——严怪愚

1983年1月底,《湖南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信。拆开一看,原来是现侨居美国、早年因《女兵日记》而蜚声文坛的我国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寄来打听她早年的挚友严怪愚下落的。 《湖南日报》编辑部同仁是知道并比较熟悉严怪愚的。他们立即派一位过去是严怪愚的同事的老编辑,去     

不畏强权的名记者严怪愚

严怪愚先生的名字,在青年一代读者中,或许会觉得陌生,这主要是因为他一生中受尽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战争年代,他的笔触揭露日伪,开罪国府。1949年以后,他还是为民请命,忠直敢言,先是被打成“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打成长沙大“右派”,从此沉寂,受尽二十多年磨难。1979年,严先生的冤案平反昭雪,长期的磨难留给他的是一副病残的躯体,但他仍然抱病写了大量回忆录。他才过上几年好生活,但死神缠绕着他,1984年3月1日,严先生不幸病逝———上帝对他未免太不公平了。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为邵东乡下多鲶鱼,此鱼形…     

我与严怪愚之间的交往

1984年3月1日,严怪愚病逝于长沙,听说他是寿终正寝的。现在是4月中旬,倘按旧时的风俗,那么即将“断七”了。这40多天来,我总是想为怪愚写点东西,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以抒发我的哀思,可是一提起笔来,又放下,放下了,又拿起。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而多少日子里又同甘共苦休戚相关,怎能不写呢?我知道我写怪愚,一定也写我自己,因为无数次的战斗,我们都在同一个战壕里,同一个哨所中,他中有我,我中有他,又怎能分得清楚。因此一提起笔,不仅为了悼念怪愚,也是为了回忆自己,只有在这样的回忆中,才能更真实地看到怪愚的风范。唐人崔珏有首哭李商隐的七律…     

坚守新闻良知的严怪愚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湖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校园里,人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个面容清瘦、浓眉如剑、不苟言笑的老者来去匆匆,他就是时任学院图书馆资料员的严怪愚老先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外表平平常常的老人前半生有过怎样的壮怀激烈、又是如何名满天下。     

回忆我与怪愚的交往

我和怪愚的友谊将近半个世纪,在许多日子里曾同甘共苦,休戚相关,怎能不写呢?我知道我写怪愚,一定也是在写我自己,因为无数的战斗,我们都在同一战壕里,同一哨所中,他中有我,我中有他,又怎能分得清楚?因此一提起笔,不仅为了悼念怪愚,也是为了回忆自己。只有在这样的回忆中,才能更真实地看到怪愚的风范。 (一) 我最初知道怪愚是1938年。 那一年春天,我从江南的沦陷区突围出来,到长沙去找唯一认识的朋友——金家凤。因为在此之前,我是上海《大公报》的战地通讯记者,这时上海的《大公报》已在汉口出版,我途经广州的时候,就向汉口《大公报》的范长江发了一     

旅港琐忆

张克明似乎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在《旅港琐忆》中追述了他青年时代数次往返香港,为抗日救亡宣传募捐的经历。抗战胜利后,他再度赴港,创办《民潮》,并参加了民革成立的准备工作。那一段难忘的岁目,至会历历在目。     

张文达先生谈张爱玲

张文达先生,原名孝权,祖籍湖南,定居上海。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时期协助赵朴初居士做救济总会工作。1980年移居香港,为香港各报写专栏文章,有时一日两三篇。常有传神之笔,堪称“随笔艺术”,誉满香港。我在香港仅见他一二面,今已作古。我曾在《随笔》杂志上介绍他的专栏杂文(六篇)。今又在旧剪报     

彭绍辉校长在抗大七分校

正彭绍辉1906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在舅舅的资助下入了农村私塾,两年半后因穷困辍学,在家务农,16岁至20岁给地主当长工,还要给地主婆抬令他屈辱的轿子,沉重的劳动压得他身高永远停留在16岁时的高度。大革命时期他投入农民运动,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为了逃避国民党追杀,1927年离家出走当了兵。1928年作为彭德怀团的一名普通战士,参加了平江起义,     

我与蒋经国在苏联的一段往事

徐君虎先生是原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早年为蒋经国之同窗和挚友,相互之间过从甚密,情意弥笃。为了采访徐君虎,为历史留下这一笔颇为珍贵的遗产,彭哲愚、严农两位同志从各自工作的北京和邵阳赶赴长沙。到长沙那天,正赶上雨雪霏霏,整个长沙笼罩在雾霭之中。找到徐君虎的住处,一打听,徐君虎正在湖南宾馆开省政协常委会。两人又冒雨步行到湖南宾馆。严农的父亲,著名新闻记者、老作家严怪愚是徐君虎的密友,两人又是远道而来,由于这些缘故,徐君虎利用会间的休息时间,立刻接待了他们两人。徐君虎给两人沏上家乡的热茶,招呼坐下后,就开门…     

陈云同志关于黎平会议的来信

贵州省委办公厅请转《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刊登的《黎平会议》一文提到,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有陈云同志。陈云同志看后说,他并没有参加过黎平会议。他说,长征初期,他和刘伯承同志被中央派在五军团工作,因五军团担负长征队伍的后卫任务,所以那一段他和中央不在一起。中央召开通道、黎平会     

贺绿汀与严怪愚师生谊

那是1960年。由于漫天的吹牛和“人祸”,人们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花生壳、树叶、红薯藤,都当成高级“人造蛋白”,供人们“享用”。享有“全国八大名记”之一盛誉的老记,被错划为“右派”的严怪愚全身都浮肿起来。一个月60元的生活费,要负担6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几两粮食充饥。一分钱,要掰着几瓣来用。每到月中,家中便出现“财政赤字”。     

贺绿汀与我的父亲严怪愚

那是1960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们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花生壳、树叶、红薯藤,都当成高级“人造蛋白”,供人们“享用”。我的父亲严怪愚——一位被划为“右派”的老记者,全身都浮肿起来。一个月60元的生活费,要负担6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几两粮食充饥。一分钱,只能掰着几瓣来用。每到月中,家中便出现“财政赤     

我的姑父张季鸾二三事

我的姑父张季鸾是新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总主笔。小时候,我在姑父家住过,对他有些模糊的印象。我20岁参加工作,就进入了《大公报》。我在《大公报》开始记者生涯的最初一两年,正是     

王仰晨先生的信和《巴金译文全集》

王仰晨先生(1921—2005)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出版家,先后主持《鲁迅全集》《茅盾全集》《瞿秋白全集》(文学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实在了不起。1986年离休后,他又与巴金先生密切合作10余年,共同完成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当年参加《鲁迅全集》书信卷注释时,我随人文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和参加注释的各地同仁,尊称他为"王仰",因此,此文仍以王仰称呼他老人家。     

短文当祭

周振甫先生今年５月１５日在京去世，享年９０岁。周先生是著名文史专家，中华书局的老编辑，著作甚多，仅我读过的就有：《诗词例话》、《文章例话》、《鲁迅诗歌注》、《毛主席诗词浅释》等等。当时我念这些书的认真劲头不亚于念课本，所以印象较深。我知道周先生还参加过《明史》和《鲁迅全集》的点校和注释工作。他还是钱钟书先生的名著《管锥编》的责任编辑，因此与钱先生有很深的友谊。 １９８９年我给素不相识的周先生写信请他寄一首诗，寄出后就觉得很冒昧，周先生是有名的学者，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恐怕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过不…     

《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

正内容简介本书是知名散文家、杂文家游宇明的代表著作。民国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一方面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文人、学人又在时代的夹缝中尽显其个性、性情,辜鸿铭的狂放、金岳霖的率真、陈寅恪的耿介、丰子恺的温情、傅斯年的认真、叶企孙的纯净、傅斯年的仁爱、严怪愚的血性、鲁迅的孤介、吴宓的宽     

戴东原紀念館在休寧建立

清代伟大的学者戴东原先生名震,于公元1723年(清雍正元年)生在休宁隆阜。先生幼年从师读书,刻苦鑽研,好疑问。18岁随父到南丰时,便在邵武设私塾教学。20岁后,从汉学家江愼修(永)学礼经、算学、輿地、鐘律、声韻等,进步很快。22岁开始著作,29岁中秀才。后因其著作闻名京中,在钱大昕的推荐下,尚书秦蕙田请他襄助编写《五礼通考》。34岁时,去高邮教学。次年在扬州结识了学术界享有盛名的惠栋。50岁在浙东“金华书院”讲学。53岁参加会试,赐同进士出身,投翰林院庶吉士。后被清廷召到京中担任四庫全书馆篡修官。于1777年(清乾隆42年)5月,在北京逝世,享年55岁。戴东原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和著述工作,是我国18世纪的一个卓越的学者。他在哲学、考据学、天文学、数学、心理学、物理学、文学和音韻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和考据学大师,在学术上贡献很大。他的著作如《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原象》、《方言疏证》、《尔雅文字考》、《历问》、《古历考》、《策算》、《勾股割圜記》、《九章补图》、《周髀音义》、《九章音义》、《考工记图》、《屈原赋德》、《毛郑诗考》、《水地记》、《戴氏水经注》等,对研究和整理我国的古代学术,具有很高的价值。     

难以忘怀的憾事——记童超的艺术道路

人生谁都有憾事,有的是为自己惋惜,有的是为他人惋惜。不言而喻,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有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我在这篇短文中要说的是今年已80高寿的童超老师,老同志们都尊称他为老超。老超在学生时代(19岁)开始演戏,21岁大学毕业后(1947年)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祖国剧团”,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他在近50年的演艺生涯中曾参加过50余部戏的演出,先后塑造了《名优之死》中的刘振声、《茶馆》中的庞太监《、骆驼祥子》中的二强子《、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日出》中的王福生《、蔡文姬》中的左贤王、《胆剑篇》中的吴王夫差《…     

民初真假孙祥夫案

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１日中午时分,上海龙华大操场上,一个身穿绸袍的青年,面对枪口,平静地说：“予既到此,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今日处以极刑,亦早在意料之中。”第二天,上海各报醒目地报道了他的牺牲,《申报》称他“含笑临刑”,“毫无畏惧”;《民国日报》赞他“真是健儿本色”。 奇怪的是各报所称姓名不同,《申报》称是“孙祥夫”,《民国日报》称其“尹神武”。不几天,报上公布了护军使署（下称军署）对此案的判决书,称“孙祥夫,即沈强夫,又名尹神武”。 尹神武与孙祥夫,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可谓扑朔迷离。１９８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