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文博大师沈从文

劫后相逢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我遇到暌违多年的沈从文先生,赶忙主动打招呼。哪知,沈老居然先道出了我名字,称我为老同事。我异常惊讶,叮嘱他注意身体,说揪出“四人帮”,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做,并告诉他我在区政府工作,沈老有事尽管说,我一定帮忙。沈老颔首示谢说,“四人帮”     

酿蜜的人──忆著名养蜂专家刘继宗

我把他比做一只蜜蜂,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蜂——这就是原省政协常委、省劳动模范、著名养蜂专家刘继宗,人们都尊称他刘技师。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三个年头了,但时间愈长,他那质朴勤劳的身影,在我眼前却越觉清晰,更加明朗。我们的初次相识,是在1975年。这一年,人们大都已经看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对‘文化大革命”已普遍表示厌倦,我蹲的“准牛棚”已经撤除,便成了无人监管的“逍遥派”。因为家母欠安,我向单位的掌权者请了个假,匆匆回到家乡正安县。每次回家,家乡的业余文学爱好者都要邀我座谈,要我讲授些文学创作的…     

是是非非人生路——毛泽东的表弟文强

毛泽东的表弟文强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果了26年，1975年获特赦。 出狱后的文强赶上了打倒“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感觉“生活很愉快、很正常”，先后担任过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他积极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开展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我与李作鹏“拉家常”

今年元旦刚过,传来了李作鹏过世的消息,这令我想起了20年前他的一句豪语：“我要活过所有我这一代人!”如今看来,他这话有些落空,因为与他同代的百岁将军仍有好几位在世;但某方面他又言中了：林彪、“四人帮”线上的原来十名政治局委员中他活到了最后。这可说是与他特有的心态密切相关的。     

我与李作鹏“拉家常”

今年元旦刚过,传来了李作鹏过世的消息,这令我想起了20年前他的一句豪语：“我要活过所有我这一代人!”如今看来,他这话有些落空,因为与他同代的百岁将军仍有好几位在世;但某方面他又言中了：林彪、“四人帮”线上的原来十名政治局委员中他活到了最后。这可说是与他特有的心态密切相关的。     

沈醉几次欲杀毛人凤内幕

因为文史工作关系,笔者与原湖南国民党“中统”特务组长刘俊德交往颇多,从闲谈中得知刘老与沈醉虽各属一“统”,但因是老乡,私人交情较深,他俩在特赦后,相互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沈醉意欲用毒药毒死毛人凤就是其中之一。刘老是慈利县第一届政协委员,现为湘西近现代文史资料撰稿员。     

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

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日《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为北平和平解放城内城外奔波的李炳泉

今年是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兴奋激动,但又不禁黯然神伤,因为我的爱人李炳泉──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曾于1948年冬,受党委派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敦促傅作义将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做出了贡献,然而在“文革”中,竟被横加“叛、特”罪名,遭“四人帮”迫害。“四人帮”诬陷他“是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和谈中为国民党效命”,致使他含冤自戕身亡。今年是炳泉不幸逝世的29周年,是他诞生的80周年。他的冤案虽然早已平反昭雪,但在许多报刊文章中,对炳泉在和谈中的身份…     

坚贞何惜抛我头

今年３月１２日是我父亲的百年诞辰,而３０年前的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又是他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日子。“四人帮”的鹰犬为了掩人耳目,那年将他押送３０１医院时,改名为“李伍”。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还要严刑逼供,死后尸骨无存。他们以为将田汉的肉体消灭了,他...     

举报反动标语，惹祸上身

1977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值“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任同家主席,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字报、标语铺天盖地。受大环境熏陶,我们革命小将一见空地就手痒,有笔拿笔,没笔就捡地上的黄皮石,写“打倒四人帮,我党更兴旺”、“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之类的潮流之作,也写“某某是我崽”之类的发泄之作。     

未能定罪的“四人帮“长沙告状事件

1974年10月17日以“风庆轮事件”为导火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起了一场风波,邓小平与江青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次日王洪文即悄然直飞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告状”。特别法庭1980年11月对“四人帮”审判时就此事进行了调查,欲将此事作为审判的突破口。但是这次审判成为特别法庭的一次“失误”。随着史实逐步解密,“失误”内情得以披露。其来龙去脉请看《未能定罪的“四人帮”长沙告状事件》一文。     

向“四人帮”余党夺叔——苏振华接管上海

今年6月2日,是苏振华同志诞辰90周年。作为当时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粉碎“四人帮”后随他一起去了上海。对那段战斗的岁月,时间越长,越难以忘怀。现在追忆于后,以纪念这位受人尊敬的老首长。政治局会上临危受命在粉碎“四人帮”时,中央就考虑到上海是“四人帮”的老窝。王、张、江、姚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好上海问题,无疑是粉碎“四人帮”极     

我印象中的胡耀邦与华国锋

（一）我和耀邦认识得很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但成为朋友是从1975年我们一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反对“四人帮”,后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起挨批受整开始的。1976年9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对他的好学有了深刻的印象。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作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     

新中国的首位英国留学生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正值1976 年10月初。我是1949年红色中国成立后,首位被允许进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那年我刚到北京时正赶上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语言学院的留学生也被组织起来与百万北京市民一道,沿街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去“举国欢庆揪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至今我仍认为那是我所见识过的世界上最隆重、最壮观的游行场面,第一次也是生平惟一一次,使用了长安街上帐篷围起来的、数十个下水道铁盖     

一幅没有题名的舒同墨宝

舒同,我国党政军历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代中国杰出的书法家;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患难之交。60年代前半期,他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主管宣传文教的书记,我是《陕西日报》的副总编辑,他直接领导我们,经常向他请示汇报,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和霭可亲;和当时陕西有些首长一对照,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印象相当深刻。“文革”期间,我们同遭劫难,他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陪斗,同受皮肉之苦。我们都患有各种疾病,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们同住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就医,朝夕相处半年多。出院后,彼此生活上相…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张学良四到南京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来到南京,其中重要的有四次。由于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不同,加上彼此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张学良到南京受到的礼遇是一次不如一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软禁、审判、特赦,最终交军委“严加管束”,成为蒋氏囚徒,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岁月。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一味黑时犹有骨”——聂绀弩先生印象

<正>他肤色黝黑,颧骨隆起,背佝偻着,说话时底气不足,有时还哮喘,但双眸炯炯有神,好像能穿透世间万物。这就是我对聂绀弩先生的最初印象。其时他73岁,遭受了近十年的缧绁之灾,刚从山西获“特赦”返回北京。直至1979年3月和4月,他才先后被摘掉“右派分子”和“反革命”这两顶帽子,恢复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党籍。不知怎地,一见聂老,我脑海中顿时冒出了清代诗人徐宗干《咏炭》诗中的两句：“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聂老其时虽处逆境,但仍傲骨嶙峋,     

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

在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上海的形势危急异常,一触即发。“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欲作垂死挣扎,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进行军事及控制报社、电台等舆论工具的活动,企图进行武装叛乱。1980年特别法庭对其策划主谋王洪文、张春桥进行了审讯。主审法官王文正在《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庭审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