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赈济方式为例

在中国救荒史上,荒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我国的灾荒救治即是一种政府性行为,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到晚清,政府的荒政功能减弱,社会的剧变引起社会结构的错动,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由他们发起组织的义赈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是历史进步的表现。由荒政到义赈,展示了近代灾荒救治功能发展演变的脉络。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救济问题

民国阶段赈济形式主要包括急赈、调粟、工赈和除害四个方面。急赈是一种纯粹的治标措施,也是灾害发生后最急切、见效最快的救济方式,亦是历代灾荒发生后统治者惯用的救济措施。急赈主要包括赈谷、赈款和施粥三种方式。调粟也是历代统治当局在灾荒发生后经常采用的措施。民国时期每遇灾荒政府也沿袭这一方式。调粟政策一般包括移民就食、移民垦荒和平粜三个方面。工赈顾名思义,即以工代赈。工赈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赈济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因而被认为是最合科学原则及最实用的救灾办法。相对于政府的救灾而言,民国时期社会义赈的表现则尤为突出和可贵。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贵州省赈务会的成立及其演变概况探析

民国时期,灾荒与战争在贵州大地交相发生,由此给生活在黔中大地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灾祸。在这一背景之下,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贵州成立了省赈务会。赈务会的中心任务就是救济因灾或战争而产生的难民,它属于贵州救济难民的一个官方机构。正因其特殊的官方背景,因此,自其成立之后,既要接受国民政府相关救济机构的指导,同样亦应纳入贵州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由此,随着岁月的变迁与国民政府政治的调整与变化,贵州省赈务会成立之后,亦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直至终结的历史过程。通过对贵州省赈务会演变的历史分析,让我们从赈务的层面认识与了解到民国时期贵州官方赈务组织机构变化发展的基本概况。     

1929年河南灾民移垦东北述论

传统而言,灾民的灾后安置不外乎“移民就粟”和“移粟就民”等几种手段。1929年,河南灾荒发生后,为了挽救灾民,河南赈务会进行了这次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灾民的此次移垦并不十分顺利,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河南灾民的东北移垦。依靠社会各界的帮助和自身的劳作,灾民最终避免了被家乡灾荒吞噬的厄运。灾民移垦不仅解决了河南部分灾民的生存问题,同时对于开发东北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河南移垦灾民的土著化,这种意义体现得将更加明显。     

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向贫民发放救助性赈贷,是历代救荒的一项重要措施。明初通过广泛设置预备仓,重构了元末以来断裂的赈贷制度。但正统以后,预备仓逐渐破败,赈贷制度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一,不收利息的"秋成抵斗还官"逐渐过渡到"量取息米",甚至演变为高利贷;其二,乡村豪民取代贫困小农,成为赈贷的主要受益对象;其三,预备仓的赈贷功能明显下降,赈贷越来越多地依靠劝分、赃罚和捐纳等来苦苦支撑;其四,官方主导型的赈贷逐渐弱化,以义仓、社仓为支撑的民间赈贷逐渐凸显。这些变化再次印证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逃不脱的利息政策异化、放贷对象错位、国家责任转嫁等运行悖论和周期性兴衰循环。     

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方志与灾荒史研究——以山西方志为例

灾荒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因此,灾荒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作为地方史书的方志,保存了大量类型各异的灾荒史料,为我们研究灾荒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以山西府州县志为例,探讨了灾荒对经济、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官民在灾荒中的救助行为,进而对灾荒与信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方志在灾荒史研究中不仅是资料提供者,更是研究"指导者"的结论。     

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

明代是一个多灾荒的历史时期,在赈济救灾方面,明朝政府发展了前朝劝分赈灾的措施,把旌表制度运用到灾荒赈济中去,这就是义民旌表。义民旌表主要是用道德表扬的形式来奖劝、酬答富民的仗义疏财。义民旌表在充实仓廪、灾荒赈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后期“保富论”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分权印尼：历史的遗难与现实的方案

从比较和历史一制度的观点出发,同时借用葛兰西“被动革命”、“精英融合”等概念,分析了威胁印尼中期稳定的诸种因素及其历史根源。集权体制和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化是印尼独立时期的两份政治遗产。通过探讨苏哈托体制中的政治权威系统及其演变,可看出苏哈托政府不是“发展政府”,而是一个“社团主义”政府,因而暴力横行和军阀政治是印尼可能出现的最糟糕局面,而权力分散将是解决印尼问题的关键。     

高句丽赈贷法发微

面对自然灾害时极易发生民变等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情况,高句丽初期弱小时,采用的是单一的赈济制度,但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其统治区和人口的激增,故国川王时颁行了赈贷法,用以解决年景不佳,贫民困苦时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灾后恢复生产的绝佳农业法。正是赈贷法的实施,保证了高句丽此后近5个世纪内,历经数次灾害,但却未发生民变骚乱等内部危及政权统治的情况。赈贷法是面对“无所佣作”的情况,当出现较大灾乱,发生“民饥”甚至“饥人相食”的状况时,仍会辅以“赈给(济)”“赈救”或者“抚恤”等并用手段。因此,赈贷法可谓是高句丽统治者制定的一项成功保全农业生产的法政,有利的保障和维护了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和延续。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救治(1927—1937年)

民国以来,频繁的灾荒使农村处于破产的境地。1927—1937年这一时期,安徽灾荒连年发生,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面对灾荒,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使救灾程序和救灾措施逐步规范化。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等,使灾荒救治的成效不大。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道德强国之梦:民初俄灾赈济会述论(1921~1923)

俄灾赈济会是在一战后中国思想界重新肯定精神文明价值、国民外交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各"文明国家"积极赈俄,中国政府则助赈不力,赈济会呼吁国民应以"中国人"的意识担起赈灾之任。时论认为救济外国灾荒实际上是国民"善力"的体现,为国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能够塑造国民形象,使中国成为道德上的强国。而且"善力"还能够推动国民外交,昭示国民力量。赈济会募捐过程中面临官商群体捐款不积极、仅有无资财的学生积极捐款、自身公信力受质疑等困境,募捐结果远低于预期。其中,国力不强是其根本原因。赈济会期待的以国民外交促进中俄政府外交的愿望未能实现,俄方也没有归还中东路。"道德强国"最终成为一场梦。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荒应对研究——以粮食救济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害频发,各地纷纷出现粮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福建省委、省政府将粮食救济作为中心工作,贯穿政府赈济、生产自救、社会互济全过程,克服了灾荒,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同时提高了防灾救灾能力,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     

1931—1945年澳门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转折

“二战”期间,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因日本侵略而陷入持续的战乱与动荡之中。然而,地处中国华南沿海的澳门在葡萄牙统治下奉行中立政策。“中立”时期是澳门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该时期的澳门结社活动,既不同于中国内地,也相异于其它海外华人社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使澳门社团只能以赈济形式出现并活动,不能有“抗日救国”的名称,更无法从事直接的政治反抗或武装斗争。其组织基础、人员构成、动员方式与活动内容随着澳葡政府适应不同时段政治需要而推行的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而发展转化。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存在,代表了澳门社团发展史的一个过渡与转折的特殊阶段。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与应对

民国时期,安徽省各种灾荒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荒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有灾必有荒,灾荒损失惨重以及天灾与人祸相互交织等特点。灾荒对安徽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面对严重灾荒,政府和民间组织通力合作,互补短长,在灾荒的应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灾荒危机与地方社会——咸丰年间桐乡知县戴槃的活动与记述

江南地区最大的自然灾害除水患外,旱灾的发生也很频繁。咸丰六年江南发生了特大旱灾,由于时逢太平军东进,给地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本文以桐乡知县戴槃的记述为中心,解明灾害的严重程度及影响,分析灾害发生背景下的地方民生与政府应对问题。政府对灾荒的救济,在清代历史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转折,即咸丰朝前后,政府救济的力度和重视程度因内乱外患、军政频兴而有很大的差异。自咸丰朝开始,民生的救赈已基本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而责任心较强的地方官员及其影响下的绅商地主,为稳定地方秩序与民生安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