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禁毒”虚名下的利益考量：日本与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会上达成了各国商议解决鸦片问题的共识。在参会国当中,日本的参会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为向国际社会展现日本的禁烟决心与成果,日本在准备参会阶段详细撰写所谓科学的调查报告,展示其在本土和殖民地实施的禁烟措施及成效,通过打造科学禁毒的名号,减轻参会国对其禁毒态度的怀疑,为其在殖民地的鸦片政策合法化与正当化奠定基础。实际上,日本并未全面收集殖民地调查数据,会上为维护其在殖民地的鸦片利润消极应对立即禁绝鸦片的倡议,甚至回避参与具体国际禁毒合作事务。由于大会最终达成的是不具有强制性的决议案,日本政府得以延续推行其既有的科学虚名掩盖下的毒品政策,阻碍国际禁毒合作进程,为其进一步利用毒品助力殖民扩张埋下了伏笔。     

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

美国政府为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并与中国代表一道,促使会议通过声援中国禁烟的决议。这既与当时美国国内兴起的反麻醉品运动和治理菲律宾有着直接关系,又与美国对华鸦片政策及美国扩大对华贸易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背景。美国政府在清末禁烟运动中与中国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禁烟运动,同时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它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与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1909年中国有2500万人吸鸦片

第一次国际性的禁毒会议,于1909年2月1日在上海召开。由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葡萄牙等13个国家参加。这次会议就限制用于正当目的的鸦片数量,对鸦片的进口实行管制,逐渐取缔吸食鸦片等问题,作出了9条决议。这9条决议虽然属于建议性质,对签字国不具有约束力,但其确定的原则被纳入了以后的国际禁毒公约之中。     

试论建国初期河北省的禁烟禁毒斗争

建国前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 ,河北省种植鸦片和吸食毒品的问题十分严重 ,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河北省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斗争 ,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就基本消除了省内延续上百年的种植、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 ,解决了旧中国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烟毒泛滥问题 ,树立了“无毒省”的形象。河北省禁烟禁毒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 :领导重视、组织保证 ;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广泛发动群众投入禁烟斗争 ;禁烟禁毒工作与清除其他社会病害配合进行 ;各部门协同行动 ,综合治理     

中国出席国联第十八届禁烟委员会会议史料一组

1934年5月,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召开会议,与会的英、美、西班牙等国代表对中国烟、药泛滥及鸦片公卖政策等提出质询,中国代表顾维钧、胡世泽一面“巧言辨护”,一面致电国内有关机关,要求迅速采取有效办法,废除公卖政策,取缔毒品。本组史料对本次禁烟会议经过及军委会、禁烟委员会等核办情形有一定反应,特辑出刊布。     

晋绥根据地禁烟、禁毒运动初步研究

抗战时期,山西是毒品的重灾区,然而对晋绥根据地治理鸦片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资料的缺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笔者试图借助在山西省档案馆发现的一些当时晋绥边区的判决书,来考量一下当时晋绥根据地治理鸦片的情况,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分析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禁烟、禁毒运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的主要禁烟法令评析

鸦片吸食方式的转变,使鸦片逐渐由药品变为毒品性的奢侈品,鸦片吸食者越来越多,鸦片烟毒泛滥越来越广,最终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为遏制鸦片走私,消除毒品危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了诸多禁烟法令。禁烟法令经历了从疏漏到严密的转变,特别是嘉庆、道光时期,立法之严密,达到了前所为所的程度。但禁烟法令的成效却不是很明显,鸦片烟毒依然在中国猖獗泛滥。     

晋察冀禁烟禁毒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鸦片危害。根据地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宣传,发动群众禁烟禁毒,并制定法令法规对种烟贩毒者严惩,从而有效的遏制了鸦片的泛滥,保存了抗战力量。     

英国鸦片商、外交官与中国清末禁烟运动——以第二次《中英禁烟条件》谈判为中心

1910年,江苏、浙江和广东省的牌照捐有的刚刚实施,有的甚至还在制订过程中便成为英国鸦片商和外交官干涉中国禁烟运动的口实。在鸦片商的极力怂恿下,英国外交官不顾人间道义,向中国政府发出一次次抗议。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借中英两国代表谈判禁烟之机,试图阻挠中国的禁烟运动,设法延长在华鸦片贸易时间。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下,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其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和政策,但在谈判桌上却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清代道光年间云南的禁烟问题及禁烟失败症结的分析

鸦片是近代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主要武器之一,它毒害中国民众的身体、腐蚀中国民众的心灵、败坏中国社会空气,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对,理所应当予以清算。在历史上,云南曾经是中国鸦片的主产地区之一,鸦片曾经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本文依据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阐述了清代道光年间云南禁烟问题的由来,分析了当时云南地方政府历次查禁鸦片的种种措施及其后果,西方列强的武力反对、地方部分官吏在查禁问题上的拖沓敷衍、种烟农户经济作物的替代,以及沿边民族地区查禁工作的实际困难等因素,导致清代道光年间云南地方查禁鸦片的失败。不过,这些教训又为尔后云南地方查禁鸦片、安定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试论民国浙江禁烟运动的发展阶段——仅以1912—1935年为考察对象

民国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经历了辛亥革命严禁鸦片时期、北洋军阀烟禁废弛与红丸替兴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反对鸦片公卖及浙江自办禁烟时期以及抗战之前依法禁烟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每个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随中央政府政策的改变而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安徽禁烟禁毒述论

民国以降,安徽境内烟毒泛滥成灾,鸦片公开种植以及毒品贩卖、吸食者数不胜数,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此情势之下,安徽社会各界纷纷要求禁烟祛毒,以根绝近百年来国人所遭受的烟毒之祸。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所推行的禁烟禁毒政策在安徽遭遇到了各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和挑战,以致烟毒屡禁不绝,或者说直至抗战爆发前夕才收到一定效果。     

道光帝与奉天的禁烟运动

道光年间鸦片走私日益猖獗,社会危害严重。奉天地处关外要塞,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鸦片烟毒汹汹涌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掀起中国历史上首禁鸦片烟毒运动的序幕。奉天地区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其禁烟备受道光皇帝的关注。本文旨在对道光皇帝与奉天督抚关于禁烟的密切联系及其对奉天禁烟工作的影响作初步的考察,以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     

道光帝与奉天的禁烟运动

道光年间鸦片走私日益猖獗,社会危害严重。奉天地处关外要塞,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鸦片烟毒汹汹涌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掀起中国历史上首禁鸦片烟毒运动的序幕。奉天地区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其禁烟备受道光皇帝的关注。本文旨在对道光皇帝与奉天督抚关于禁烟的密切联系及其对奉天禁烟工作的影响作初步的考察,以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     

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南的毒化活动（1937—1945）

日本侵华时期,在以武力手段屠戮中国人民、抢掠资源的同时,还在占领区废除中国政府的各种禁烟禁毒法令,公开推行毒化政策。1895年甲午战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总督府出于财政拮据的考虑,实施鸦片渐禁政策,为治台提供财源。渐禁政策获取“成功”后,作为牟利的经验,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以 “重治吸食”为中心的考察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遇到内外两种阻力:一方面,英国政府极力庇护中国沿海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企图劝诱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另一方面,贩卖鸦片利益集团、受贿的不法官吏、鸦片吸食者和各级行政司法官员构成来自中国内部四种禁烟运动的阻力。在此背景之下,《查禁鸦片烟章程》对鸦片吸食者判处死刑的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得到有力贯彻,禁烟运动也因此逐渐形成 "明禁暗弛"的局面。从实施效果看,主张用死刑对付吸食者的建议并不完全可取,而反对 "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主张慎刑并以 "常例治之"的看法则有一定合理性。     

清末广东禁烟运动与中英外交争执

如同全国各地一样,清末广东禁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很有成效。在外国鸦片利益集团的极力怂恿下,英国外交官对于广东推行的旨在限制鸦片销路的“牌照捐”章程横加指责,中国官员为了捍卫国家禁烟主权据理加以反驳。在这场鲜为人知的外交斗争中,英国外交官代表着邪恶,中国外交官代表着正义,斗争的结局是,力量胜于雄辩,邪恶压迫正义,清廷外务部在英国外交官要抉下被迫接受了撤销鸦片“牌照捐”条款的无理要求。     

琦善“弛禁”问题复议

史学界多认为琦善是弛禁派首领。本文认为,琦善并非弛禁派人物。在“漏卮在鸦片”问题上,他基本上同于黄爵滋;他虽然不同意首禁吸食,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他虽然不同意吸食论死,但他赞同黄爵滋重刑禁烟的思想;尤其是,他强调禁烟的关键在于“治人”,在于整肃吏治,主张从重处罚官员中的违禁、失察行为。在直隶禁烟运动中,他“购觅眼线”,周密部署,制定章程,严密查拿,成效显著,为道光帝及舆论所肯定。对此,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肯定及评价,不应因其后来成了投降派而加以否定     

1927-1935年国民政府禁烟述评

国民政府奠都之初,烟毒甚巨,国民政府贪图烟利,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之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断禁,其实仍是做表面文章。１９３２年,蒋介石宣布在豫皖鄂赣战区推行禁烟,采用分年渐禁的办法,“收效亦是微乎其微。但是,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５年,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禁烟禁毒运动──六年禁政（１９３５－１９４０年）的先导,本文将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禁烟举措作出述评,并在其禁烟动机上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寓禁于征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１０５次会议上即形成一项决议：财政…     

禁烟问题新议——从畸形的鸦片吸食消费文化心理看禁烟问题

关于禁烟问题,早期学术界主要围绕鸦片战争前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严禁派和弛禁派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是什么。不少学者对这种以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为出发点的学术探讨提出了异议。本文结合学术界的讨论,在肯定禁烟问题上没有弛禁派和严禁派的划分,只有禁烟策略不同的前提下,从鸦片科学知识匮乏和无知所带来的畸形消费文化心理角度来解读国人吸食鸦片的社会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