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

1930年9月,上海,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面对李立三、向忠发的“挑战”,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已是怒不可遏。1930年8月,在苏联滞留的两常委瞿秋白、周恩来立即被指派回国,传达召开三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纠正“立三路线”的“紧急指示”。     

“陶案”新探

中华民国刚成立两个星期的1912年1月14日凌晨,著名民主革命活动家、光复会巨子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病房里,惨遭杀害。时年三十五岁。这是民国肇建后,发生的头一起轰动全国的凶杀案。“陶案”在民国史中,似谁都知道,但又谁都说不清楚,记载歧异,众说不一。本文对此重作探讨。主谋是谁从当时的记载来看, “陶案”是扑朔迷离的。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报国——《民主报》,就“陶案”发了两则消息,报导了“被害情形”,却谓:“惟近日盛传满洲暗杀党南下,谋刺民国要人,公或其一     

淮北根据地纠正淮中、泗阳两案述评

1943年秋的"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是淮北根据地整风期间因反特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两起错案.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在两案发生后,由边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主持重新进行审查,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查清了两案真相与案件制造者的错误.边区党委作出决定,完全推翻了两案原有的不实结论,对受到牵连的干部群众予以公开平反,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边区党委对淮北两案的有力处置,排除了"左"的错误的干扰,保证了淮北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为根据地的全面发展和实现战略大反攻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本文以真实的材料、鲜明的观点,详尽地展示了５０年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冤案的内情。 作者李之琏同志,任中宣部秘书长时,是处理这一案件的负责人之一。可贵的是,作者将自己摆进去,作了诚恳的反思;可悲的是,由于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同当时的领导人发生分歧,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出现了一个案中案。２０多年后,这两个冤案终于平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50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195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本文讲述的就是此后发生的故事。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审理臧大咬子被害案

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臧大咬子被害案,轰动了上海和全国,各大小报纸都有报道,有些书店还出版了小册子。当年我任上海地方法院刑庭推事,这个案子由我主办,我有责任把案情经过追述出来,为旧上海历史上这沉痛的一页做见证。 臧大咬子含冤而死 案件的被害者叫臧大咬子(原名臧咬臣,当时被误称为张大喊子),江苏盐城人,家贫,从13岁起就在上海踏三轮车为生。 案件主犯饶得立克,是美国海军“海伦号”军舰的伍长,服务于上海,是美国现役军人;共犯赖令奈加,西班牙籍,英国商轮“马立斯号”的海员,该轮当时停泊于上海外滩码头。 事情发生在1946年9月22日晚上。当晚赖令奈加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牛兰事件的政治波澜

1931年,因一连串的被捕事件,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中共中央工作几乎陷于瘫痪,这是中共在中国城市革命工作异常艰难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6月15日,上海英法租界发生了轰动国内外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捕事件,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这一事件虽然发生     

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初步警示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7月中旬被中纪委“双规”后,上海民营企业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也被监视居住。接着,相关官员及国企领导“落马”的消息接踵传出,先是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上海电气副董事长韩国璋,继之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也被“接受调查”。短短一月之内,一些政府官员与民企富豪相继被查,这在多年来很少案件报道的上海,引起极大震荡。与三年前周正毅案不同,     

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聂树斌案生死纠结18年

庙堂之上,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在审议“两高”报告时,提出要求彻查“聂树斌案”;乡野之间,被案件搁置的3个家庭等着新政的法治让他们拨云见日。“聂树斌案”的重审与否,几成衡量国家法治的一杆秤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     

闻一多被暗杀的内幕

李公朴被暗杀案发生在1946年7月11日的晚上。李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在云南省昆明市区的街道上被特务枪杀。回顾1936年11月22日,上海发生救国会的“七君子案”,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邹韬奋等七人被蒋介石逮捕,轰动全国。当时,李公朴是反蒋的革命民主力量的人物。     

迥异的家庭 奇特的爱情 悲惨的结局——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俞秀松及其夫人

我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是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诞生的。发起人有八个：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前六位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会议把青年团的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也参加了会议,指派这八个人中最年轻的21岁的俞秀松为“负责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提议称为“书记”。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对付武汉国民政府的手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消息传到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发表宣言反对和声讨。     

苏元春与永安教案

永安教案是1898年发生在广西永安州的一起宗教案件,法国传教士苏安宁及两名中国教徒被杀。苏元春为当时的广西提督,他对教案的发生有间接的影响,而对教案的处理起决定性的作用。     

苏元春与永安教案

永安教案是1898年发生在广西永安州的一起宗教案件,法国传教士苏安宁及两名中国教徒被杀。苏元春为当时的广西提督,他对教案的发生有间接的影响,而对教案的处理起决定性的作用。     

高官如何受审？

从被免职到提起公诉,陈良宇等待了1年零4个月,陈希同经过了漫长的3年零两个月。“四人帮”案的准备时间超过了4年,除了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之外,改革开放初的法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审理反革命集团案提供了法律依据。     

论共产国际创立的必然性

共产国际于1919年创立后,国际共运从此处在一个国际中心的领导之下。共产国际在它四分之一世纪的活动中,其功绩是不可否认的。但也出现许多问题甚至严重的错误。于是,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创立是否必要的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国际成立的条件不成熟,它的成立带有偶然性,是个别领导人的“即兴之作”,或者说是“主观意志支配”的结果。本文对此提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共产国际在1919年创立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必备的政治、思想、组织和舆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