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授、规训与共享:非正规旅游经营者的群体学习与知识流动

不同于精英阶层获取知识的正式教育模式，以非正规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基层群体更多依靠非正式教育渠道实现知识技能的学习。本文将广州电视塔周边的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作为研究对象，在个体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其知识技能学习与管理的过程。研究发现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的知识学习表现出明显的集体行为特征，知识在群体组织网络中高度依靠关系导向实现流动共享，并且在群体内部形成了“核心-次核心-边缘”的等级体系，知识的流动又被作为维护等级权威的规训管理手段反作用于群体组织。此外，群体通过知识技能的标准化来增强集体的共享互惠效果，形成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自下而上”的群体学习与知识流动的有力保障。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路径研究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空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主要因素，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嵌入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良性机制及可行路径，为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实践关照与诉求表达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基层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受到理念思维滞后、支撑要素缺位和模式创新乏力等限囿性要素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尤为突出,并集中表征为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等基本向度。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关照主要体现在群众需求的多元化、现实问题的复杂化和社会风险的随机化三个方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的诉求表达是实现一体化的组织体系、协同化的制度体系、融合化的技术体系、互动性的动力体系和共生性的目标体系。     

乡村振兴中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基于我国的国情发展,为着力破解当下我国农村治理困境,引领"三农工作"改革,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具体内容作为研究背景,阐述了研究意义.从乡村振兴和基层有效治理入手,将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划分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两部分,主体性方面是从基层治理的三大主体展开论述的,即基层政权组织、...     

论当代大学生盲目从众行为及解决对策

本文主要针对大学校园中学生盲目从众的种种现象,阐述了其现实危害性,对其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对如何解决这种盲目从众心理现象提出了一些方法。从众是在群体压力下,个体在认知、判断、信念与行为等方面自愿地与群众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从众俗称"随大流",表现为个体的意见与行为和群体中的多数人相符合。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实践与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重在基层",要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本文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行模式进行归纳提炼,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     

海洋社会如何可能——一种社会学的思考

海洋作为人类生活的空间,具有了社会性,成为社会结构的构成部分之一,并且影响和塑造着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与群体的社会行为;同时,个体和群体也塑造着海洋社会。     

后知青时代的知青活动研究——以老知青张承永“二次下乡”为个案

本文从一个个案入手,探讨知青群体在＂后知青时代＂的思想、活动及其影响。张承永帮助大平安村发展生态旅游,不断形成和发展着自己的农村建设理念,实践其晚年乐活生活的理念。我们在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对其思想行为进行分析,试探究老知青的行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及路径发挥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是党治理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对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挥。为此,要通过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开展,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机制,不断调试和拓展基层党组织自身功能,使其向着社会结构性变化的方向发生转变并发挥作用,进而影响、推动社会治理。     

“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清以来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文章选取滇东南边疆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三个时期在行政区划设置、军事防御体系构筑和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国家建构与整合进程。该过程体现在边疆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彰显边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炽热之心。     

论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后依法治理能力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对于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提高村级治理效率,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肩挑"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管理权力相对集中,其决策行为存在难以被有效约束的可能性,一旦权力监督乏力,违规、违法行为就容易泛滥."一肩挑"后的权力监督问题也必然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农户主动参与是乡村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治理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路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驱动农户行为的基础性变量,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认知正向驱动农户行为的中介变量;(2)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农户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及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主要因素;(3)在美丽乡村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尚待加强,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略论社会秩序构建视域下的乡规民约——以福建的乡规民约为例

正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不仅包括乡村社会之规矩,亦包括民间群体(作坊、商社、民办教育组织、民间慈善团体等)之约定。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乡规民约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天然关系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     

时间地理学的企划概念及其研究案例

企划是为完成任何意愿和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必要的简单或复杂的任务,即为达到某个个人或组织的长期或短期目标而实施的活动。企划研究旨在建立意图和实现之间的桥梁,从个体或组织主体意图的视角构建活动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关注时空间行为的客观发生,还关注时空间行为的计划和时空间行为结果的影响反馈等主观方面。企划视角下的时间被看作将"未来"不断转换为"过去"的连续过程,一个完整的企划包括孕育计划、活动实现、影响反馈三个主要阶段,基于企划可以分析个体行为的闭环决策过程。个体企划与组织企划交织的情景分析有助于解释个体时空间行为以及个体企划与组织企划的关系。沃尔沃乌德瓦拉工厂"结构性变革"的案例为如何从组织企划与个体企划交织的视角探索组织管理变革及其综合效益评价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企划视角下的日常活动研究将极有可能推动时间地理学从主客观结合、能动被动结合的微观视角透视日常活动决策的黑箱,进而对时空间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最终实现物质世界时空制约与人的时空意图的统一。     

西安市生态脆弱群体就医偏好与决策行为研究

本文以生态脆弱群体的就医偏好与决策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从生态脆弱群体的属性特征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态脆弱群体就医偏好与决策行为。从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来看,自变量与各别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其渐进Sig.(双侧)值均小于0.05。其中:生态脆弱群体的教育程度、经济和身体状况等属性特征与生态脆弱群体的就医偏好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社会因素中医疗服务满意程度、医疗条件的优劣、就医程序复杂程度与生态脆弱群体的就医决策行为存在显著线性关系。据此,形成了两种类型的就医行为模式,即"自养"和"异养"型模式。研究结果可为生态脆弱群体就医行为类型的划分提供借鉴,促进行为地理学和健康地理学的融合研究。     

试论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形成的原因——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一

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由玉林本地商人、国内其他地方的玉林籍商人、国外玉林籍华侨商人三部分构成,是近代广西本土商人中的佼佼者,不仅在玉林经济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外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具有相当实力。玉林籍商人群体在近代快速形成并脱颖而出,既有玉林商人勤劳智慧的个体因素,又与玉林独特的自然环境、区位条件以及外商、时局等的影响密切相关。     

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殊性研究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相比,社会治理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是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并且发展缓慢、宗教人士及寺院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推进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重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坚持依法治理和"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路子。     

农牧区基层“微腐败”的多维成因与治理路径研究

农牧区基层"微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滥用职权,截留挪用集体惠农资金;巧立名目,虚报套取国家补助资金;失职渎职,给国家造成财产损失等,其具有领域广、形式多、贪腐手段多样性、隐蔽性、抱团性、迷惑性等典型特征。造成农牧区基层"微腐败"的成因是多维的,如乡村治理制度异化、民主管理薄弱、财务管理混乱、教育管理松散、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等。治理农牧区基层"微腐败"应强化基层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发挥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作用,完善村牧公务公开机制,增强村委牧委公务公开实效性,严肃财经纪律,严惩"微腐败"行为。     

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的利手分析——以百色盆地高岭坡遗址为例

利手行为是人类进化历史上独特的运动行为,旧石器时代的许多器物都留下了古人类利手行为的证据。本文依据神经生物学和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广西百色盆地高岭坡遗址的石制品进行了古人类群体的利手分析,现有的材料显示旧石器时代早期高岭坡遗址的古人类群体尚不存在明显的利手偏好。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北京双井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日常活动与社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本文从新时间地理学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概念出发,基于北京双井街道社区工作者在疫情不同时期的活动日志和深度访谈以及社区报纸《今日双井》等多源数据,分析社工工作活动的时空特征变化,社区地方秩序的变化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不同阶段社区组织企划明显调整,社工工作时间延长且规律性被打破,工作地点由室内转向室外,工作活动更加多元化、破碎化;社工、居民、物业、周边商铺等社区生活圈中多元主体互动加强。本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社区生活圈服务与治理优化提升有重要意义,也丰富了新时间地理学对社区生活圈中个体与组织互动、多行为主体互动过程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