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从珠江三角洲康公崇拜看神明故事地方化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诸神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官方认可的神明,另一类是没被官方认可的,士大夫称之为“淫祀”的鬼神。在官方认可的神明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通过列入国家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改造为政府认可的神明（如天后、龙母）;另一种情况是民间将国家祀典或政府提倡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为民间神（如北帝、关帝等）。珠江三角洲的康公（主帅）或康王崇拜应该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但康公崇拜比起北帝等“标准化神明”似乎具有更强的民间性。     

论五四前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

五四前,戴季陶屡屡撰文,评析中日外交时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行径、政策、手段和实质;大胆地提出一系列挽救时局的对日外交政策,即主张“联美制日”、“武力救国”、“殖产救国”,以及在中日平等、自由、互助基础上的“中日亲善”等。同时,戴氏对日外交方针又表现出异常消极软弱,曾影响孙中山谋求日本的援助;后继续延伸发展,直至影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但是,反对日本侵略是五四前戴季陶对日外交观的主流。     

中国梦

现在,“中国梦”已经成为流行词汇——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之后,中国梦频频出现在官方和民间话语中。     

日本对华友好团体的历史与现在

中日关系的基础在两国民间的友好,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民间交流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二战后,中日民间团体在民间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还在贸易、体育、教育、艺术、学术、文化等领域对国家外交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聚焦于致力于中日友好、中日交流、对华援助等领域的日本民间团体,在对...     

毛泽东与访华的日本朋友

中日是两个伟大的民族 处理好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从这一大局出发,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决定对日本开展“民间外交”。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评《汉唐中日关系论》

在众多研究中日关系的论著中,王贞平博士的《汉唐中日关系论》立意新颖,别具一格,是值得再三称道的。这部著作于1997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新成果。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汉唐时期的官方外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汉唐时期是中国外交的成熟阶段,也是日本外交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两国都实行开放政策,外交关系相当频繁。过去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或从考古学上考察两国的古代文化,或由文献资料论述两国的文化交流,虽然对汉唐间的中日关系有所探讨,但却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重视不够,寡见所及,尚无专论…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苏日关系比较研究

鸠山内阁时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与日恢复邦交,苏日两国很快实现,而中日两国仍停留于民间交往。其原因是复杂的,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1、在鸠山内阁外交战略中,日苏关系先于日中关系;2、中苏两国对日外交方式不同,苏联选择政府间的非正式外交方式,中国选择非政府间的民间交往方式;3、中苏两国对解决日俘、渔业等问题的认识不同,苏联将其视为邦交的资本,中国将其视为邦交的前提。     

宋代的“公债”

宋代普遍实行官府向民间借贷的“公债”制度,包括朝廷的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府,以地方官府的例子最多。所借包括钱和粮食、绢等物品。借贷的方式,多属强制性的。史料中未见是否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期限的记载,只有偿还的诏令和许愿,以及偿还的方式、名目。“公债”几乎全是因为军费,是筹措军费、缓解财政压力的常用手段,而且带有浓郁的专制色彩。然而并无一定之规,制度化程度较低,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官方借贷于民间出于迫不得已,弊端百出,彰显了官方的财政虚弱和巧取豪夺,揭示了宋朝财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浅析旅俄华侨社群的构成特点及经商活动--莫斯科华侨社群的问卷分析

二十世纪末中国和俄罗斯都在进行社会经济转型,两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双方经济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也决定了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市场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莫斯科的华侨社群伴随着这一深刻的时代变化而再度兴起,多达十多万的中国人远赴俄罗斯,寻求经商致富和求学发展的历史机遇,尤以民间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为显著特征.最近十多年,旅俄华侨社群从构成成分到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特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的旅俄华侨社群还处在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与东南亚的华侨社会相比有很大区别,有它的独特之处,是一个新兴的、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一新兴的侨民社群在初期阶段的表现和特征、其未来的演变趋势等等,都是值得不断探索和跟踪研究的课题.     

中苏同盟与战略利益的选择

中苏同盟是战后雅尔塔格局的产物 ,同时又对这一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同盟的演变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其实质则是中苏在战略利益上的选择。本文从战后国际格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 ,对中苏在结盟中的战略利益选择问题作了分析     

杨奂、郑思肖的正统观辨析

元代正统论是有特点的 ,北方的杨奂是代表 ;南方代表是郑思肖 ,他在纲常的基础上 ,又加进了辨华夷的思想。从正统论发展历程来看 ,郑思肖正统论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开明代纲常、华夷正统论的先河。《大义叙略》是郑思肖正统论的实践尝试。     

殷商时期重民保民思想刍议

殷商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产生于对夏王朝兴衰的总结,经过商汤、盘庚、武丁诸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它对于我国古代政治明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发展的权力掌握在统治的手中,真正的主体——下层民众缺乏甚至不能有效地参与,致使它的进展始终为个人因素所左右。     

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

岭南地区南越国墓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大体有三:一种是相当典型的越式墓,墓主当为比较纯粹的土著越人;一种情况是越式特征已经减退而汉式因素亦不明显,墓主当为受到汉文化一定影响的土蓍越人;第三种情况是汉式因素比较明显却仍然存在相当强烈的越式因素。其中最后一类墓年代更晚,分布亦较为普遍,族属似可称"次生越人"。从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分析,岭南汉族的最重要来源应该是"次生越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融合的大趋势是"次生越人"的形成和壮大,"文化上汉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意识上越化"的另一面。     

影视史学的思考

影视史学在现代科技发展和历史学本身变革的交相催产下 ,它呱呱坠地 ,蹒跚走来。影视史学不仅仅是历史方法上的摸索和创新 ,还对长期以来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等传统概念产生影响 ,许多方面牵连到了史学上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本文试图对影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来“写”历史作出初步探讨 ,并对其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作一论析。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连载一)

近年来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在中苏关系的演进中,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者根据陆续出版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战略考虑、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演进的互动关系、苏联政策的变化的动因以及此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发展核武器在当时背景下,只能争取苏联的援助,苏联向中国提供发展核武器的技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1958年下半年后,随着两国在意识形态、对时代和国际形势以及核武器的态度等问题产生重大分歧,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促使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日后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论题.     

清代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

本文深入分析清代北京城旗民分城而居的过程及影响。以往对北京旗民分居的讨论研究多从顺治三年始,本文在以往研究和传统史料的基础上,利用清代内阁大库档案部分奏折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等资料,论证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开始于清顺治元年五月入北京城时,并深入探讨其具体过程。在重新梳理清初旗民分城而居过程的同时,文章进一步分析旗民分城而居政策对城市建设及发展的影响,从北京城清代功能分区、人口流动、地理地价区位等方面探讨其影响的表现。     

中法建交中的美台因素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中法建交曾被西方舆论称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当时 ,由于美国和台湾当局的阻挠 ,中法建交的过程曾出现一波三折的复杂局面。谈判之初 ,由于法国坚持中法建交不应以法台断交为前提而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得知中法即将建交的消息后 ,美国和台湾当局又设置重重障碍 ,竭力阻止中法建交。围绕中法建交与法台断交 ,有关各方折冲俎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战     

先秦史官与史学

本文认为先秦史官职责的演变经历三个阶段 :夏商史官基本特征是充当沟通天人的使者 ,宗教性明显 ;周史官基本特征是以“官”的角色定位而行使历史官之史的职责 ;春秋晚期至战国史官 ,带有许多士文化的特征。先秦史官历史演变是决定中国早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