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本认为,杨虎城从事变开始便有捉蒋后放蒋的思想,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思想,杨虎城置个人恩怨于不顾,支持张学良尽速送蒋回南京,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张学良被囚禁的情况下,独挽危局,采取有力措施,促使陕甘善后循政治途径解决,避免了新内战的爆发。     

万耀煌邂逅“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协商,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     

看守张学良的宪兵谈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专机抵南京。蒋下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扣押张学良。知其内幕的宪兵司令部上尉书记官廖逸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捕,在狱中交待了宪兵看押张学良时的一些内幕。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经过谈判,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     

西安事变中的冯玉祥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内战,容纳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救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     

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率领的国民党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遭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国民党各派系各霸一方,勾心斗角,亲日派更是蠢蠢欲动,觊觎大权,南京群龙无首,纷乱无绪的苗头争相显露,内战的硝烟骤然升起。在风起云涌的斗争漩涡里,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自己的策略,应对复杂局势,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处变不惊,纵览全局,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起初试图说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予任何处分,继而在张学良受到军法会审和判决之后,为争取落实对张的特赦而在各方之间折冲,待到张学良虽被特赦但仍被管束之后,宋子文曾与蒋多次交涉,但均无果。宋子文与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的关系,除了体现宋本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之外,更反映了当时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统、法统以及蒋介石个人威权之下,宋子文单凭一己努力是无法冲破体制、人事及情势的重重阻力,而改变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善后的既定决策的。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解决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当国共两党内战 即将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从古城西安传出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在国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西安事变固然是张、杨所发动,而究其原因,乃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蒋氏集团奉行对日妥协投降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谋国政策的必然结果、西安事变不过是九一八以来国民党内一系列抗日反蒋事件合乎逻辑的继续。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事变并未成为国共新的内战的起点,而是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从而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这一事变的解决,当然离不开毛泽东、周恩来的贡献。实际上张闻天也是我党…     

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的一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西安的三个方面(张、杨和共产党)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南京方面虽然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喧嚣一时,以国府名义调兵遣将,下令讨伐张学良,但以孔祥熙、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元老派(包括原西山会议派的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

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张友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该不该送蒋返宁,史学界的认识不尽一致。总的说,对张的这一举动,婉惜、否定的多,充分肯定的少。甚至把张的这一举动说成是哥们义气的感情冲动、不顾后果的鲁莽之举。也有人认为此举有得亦有失。笔者以...     

从“训词”看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的思想轨迹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伴随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联共逼蒋抗日的宗旨得以实现,从而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并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西安事变会发生?为什么张学良会在这一事变中扮演主要人物?为什么这一事变能够得以和平解决?这决非偶然性的因素所致,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固有的内在规律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偶然性中为自己开阔道路”。按照事物     

西安事变片段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捉蒋放蒋,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个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中的宣传工作

正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大约早晨7点钟,张将军派来他的一辆"雪佛兰"轿车把我从家里接到事变的临时指挥部新城大楼。进屋后我坐在高崇民旁边的沙发上,那时还没捉到蒋,室内空气凝重紧张,人人表情严肃,张学良身穿棉袍,头戴毡帽,不时地在客厅中间来回踱步,大家都在屏息等待临潼方面的捉蒋消息。     

西安事变：华清池“捉蒋”真相揭秘

华清池捉蒋”经过为何“扑朔迷离?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发动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华清池捉“蒋”的经过至今仍然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国内外的传闻主要有三种:一是张学良将军亲口面谕,由上校营长王玉瓒率卫队第一营步兵连(含手枪排)和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与南京政府内的讨伐派进行周旋,争取和平谈判的时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真相,并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积极的沟通,帮助蒋介石转变其强硬立场,在各方力量博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不仅因其蒋夫人的身份,更因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国内和国际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而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发动及其和平解决的关系问题,尚未见有专文探讨.笔者认为,张、     

从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看西安事变

在中国抗战史上,西安事变具有传奇一般的色彩,它"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实际上,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蒋介石政治分歧和私人关系双重作用的结果,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即不可能.关于张、蒋政治分歧的论著很多,作者依据陕西省档案馆藏原始档案、史料、图片,就张、蒋关系对西安事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