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襄地区墓葬材料看汉文化的南传

考古学意义上的“汉文化”既具有大一统的时代特征,又存在鲜明的地域差异。本文以南阳、襄阳地区的汉墓为例,讨论汉文化从中央到地方的传播模式,认为汉文化存在梯级传播,即从都城传播至各区域核心地区,经过与当地文化的整合后再扩散至区域内的一般地区,都城与一般地区之间不一定发生直接联系。同时,汉代思想观念上的隔空传播可能也是中央到地方实现文化统一的一种重要方式。     

也谈满族汉化

以往人们通常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和清史的基本走势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本文拟转换一个视角,把满族从单纯受动的一方,位移为积极主动的角色,看她如何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如何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这一漫长而历经磨难的融合过程,不仅使满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也给有清一代的历史打上了有别于以往历代王朝的特别醒目的烙印,其影响之深远,也许在今天仍依稀可辨。满汉…     

满汉文化融合与“档案”词源

中华文化犹如一个巨大的海洋,乃是融百川而后成汪洋。在数千年无数次多民族文化大融合中,距离我们最近、影响也较直观的是满汉文化的大融合。满族因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民族,同时又发源于我们所在的这方热土,因此,它对中华大文化的影响亦是我们极感兴趣而又颇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满汉文化融合是一个广阔的文化学课题。本文仅就这个大课题的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和说明。这个问题是历史界、文化界和档案界共同关心的课题,即满汉文化融合过程中“档案”一词的产生。“档案”一词的产生具有颇长的历史过程和很高的学术价值,它将…     

浅谈回族形成中的汉文化认同

回族是有着悠久历史、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民族,他从形成伊始,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高的文化认同。这种由文化认同而产生的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融合构成了回族文化独特的内涵,对回族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将从汉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影响回族汗文化认同的因素以及汉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三个方面,对回族形成中的汉文化认同作简单的论述。     

文化景观结构的地域整合与旅游开发——以徐州汉文化景观为例

由文化景观结构地域整合研究的理论背景出发,以徐州汉文化为例,分析了徐州汉文化景观的结构及其形成的地理历史基础;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徐州汉文化景观结构的地域整合与历史演变过程,并划分为四个时期;最后,就徐州汉文化景观结构的地域整合对旅游开发的意义作了阐述。     

论清入关前后满族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满族文化的由来和发展,是与满族的形成同步并行的。而在她形成本民族文化的进程中鲜明地呈现出主要与汉文化相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入关后,这一历史趋势进一步增强。直至清末,她终于无法抵御地被融入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 满族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肃慎(或息慎),但她的直接先世,则是创立金朝的女真人。     

清代满洲民族的文化进程与文化涵化的一种范式

涵化是人类文化变迁的重要方式.在清代满汉民族由于广泛的文化接触而产生的涵化现象中,满族的民族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也使汉族文化受到深刻影响.清代满族对汉文化的学习接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显现出历史的进步性,此举也助推了汉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涵化的作用,满族的一些传统特征和文化创造在文化交融中,也不再作为满族的显性文化而存在,而是融汇在汉族和中华文化中隐性发挥作用,成为民族间共享的文化.清代满族所经历的文化进程和涵化特点,其中显现出了民族群体在文化影响和文化变迁中的某些重要逻辑.     

汉文化中人的“生涩”“夹生”与“成熟”

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媒介的汉文化,对于"人"的成长过程,经常使用从"生"到"熟"的隐喻性表述。通过详细梳理汉文化对"人"的"生"与"熟"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描述,指出了汉文化对处在"生"与"熟"的中间状态,亦即所谓"半生不熟"或"夹生/半熟"状态的"人",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表象。在汉文化对人的"生"-"夹生/半熟"-"熟"等状态的分类中,内涵着汉文化的秩序及其价值取向。     

胡服盛行与女着男装——论唐代前期服饰风尚与女性社会地位关系

胡服盛行和女着男装是唐代妇女服饰的一个独特景象。从胡风元素在初唐女性服饰中的承继发展,到因丝绸之路繁荣而带来的胡人服饰的流行,再到安史之乱后胡风元素逐渐消失,这一景象和过程体现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胡汉文化的长期交流融合、唐人开放包容的社会心理、李唐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态、唐代女性的审美观念以及政治事件、民族关系对潮流风尚的影响。但从其仅流行于安史之乱以前的身份较低的阶层以及唐代服饰风尚的变化和社会活动变化的不一致来看,很难与唐代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女性社会地位之提升相关联。     

成都市满族蒙古族历史文化变迁

成都少城于1718年建成,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再到繁荣的历史。生活其中的满蒙族儿女也从富足走向贫困,尤其在民国时期,他们倍受欺凌。只有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重获新生,从此过上繁荣富强的生活。更为可喜、可贺的是,宽巷子、窄巷子已做为历史文化街区将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向来人展示其特有的韵味。     

《嘉兴藏》与明清之际历史研究

明清之际佛书对考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许多明遗民迫于形势遁入空门,其记述论说逃过清朝严禁,以佛书的形式得以保存,故佛书成为研究他们的活动与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其二,清初顺治、康熙朝,若干僧侣入事朝廷,预闻要务,所以研究当时史事也离不开他们的作品,而这些著怍大多集中于《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部分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汲古阁一卷本《宋遗民录》伪书考

明末汲古阁刊一卷本《宋遗民录》,先后两次为《四库全书提要》所著录,从文字内容和刻印版式来看,乃从嘉靖初刊刻程敏政编十五卷本《宋遗民录》胡乱摘割接凑而来,纯系伪书。并非明初何人所撰,考察历史上一代遗民事迹撰录之始,不能以此为据。     

论满族文化先驱--巴克什

巴克什是满族历史上第一个文人群体 ,在太祖、太宗时期 ,他们创制满文 ,翻译汉文典籍 ,是满族文化的先驱 ,也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 ,他们身兼军事 ,建树军功 ,在关外时期的后金 (清 )政权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 ,由于巴克什自身文化水平有限 ,加之后金 (清 )政权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儒臣加入 ,在清入关前后 ,巴克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直至消亡。     

Judicial Changes in Qing Beijing during the Shunzhi Period (1644–61)

The judicial system in Qing Beijing integrated both Ming and Manchu institutions. In the Ming judicial system, the first level of courts in Beijing included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he Censorate, and on the second level was the Court of Judicial Review. During the Ming, however, this system became heavily disrupted by the intelligence security apparatuses, like the Eastern Depot. In the Manchu system, on the first level of courts was the banner company captains and on the second level was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fter 1644, the Ming’s institutional legacies and lessons remained so important to Manchu rulers that they eventually created an integrated legal system that primarily drew from the Ming system. This integration reflected the Qing dynasty’s endeavor to adopt Ming institutions. Prince Regent Dorgon insisted upon judicial separation on the first level of the courts—Censors of the Five Wards could not settle cases involving banner people, nor could the banner system handle cases involving civilians—while the Shunzhi emperor and his successors wanted judicial unity in Beijing and ordinary banner people and civilians to be adjudicated by the same courts.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清代社会变动和京师居住格局的演变

对于清初统治者强迫原居京师内城的汉官、商民迁出事,以往缺乏细致研究而令人心存疑惑。以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限时将六、七十万人迁出迁入,实在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它又发生在京师。然在仔细搜求史料后,可知此事确曾严厉实施,并形成旗人居内城,汉官、商民居外城和城郊的基本居住格局。进一步追索,可发现当统治者完成迁居之时,现实又使其向相反方面行进,汉官、商民重新被吸引进入内城,这说明人为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文章梳理成四个题目进行讨论:一、统治者强制京师汉族官民迁离内城;二、汉官重返内城居住;三、汉族商民进入内城和旗民混居局面的出现;四、城居旗人不断迁出城外。文章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亦有笔者的新资料和新探索。     

北京地区的火葬墓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京地区发现的火葬墓属于辽、金、元、明、清等时期,这些火葬墓在构筑材料、形制、葬具等方面均不尽相同,墓主有汉人,也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火葬墓较为盛行,明朝时期有所减少,至清朝时又有所增加。火葬习俗的变化与不同民族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统治者对火葬的态度及政策有关。     

对南明永历政权之考量

明末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及连年自然灾害,促使农民大起义暴发。李自成农民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紧接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随着全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急剧变化,农民起义军由原之反对明王朝统治转为联合明宗室所建南明政权共同抗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