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征兵制的提出、调整与确立

1928年,北伐初定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征兵制方案,意图借征兵推动裁兵。编遣会议迅速流产与内战再起,使得以裁兵为目标的征兵口号被暂时搁置。九一八事变后,外患迫近下的南京国民政府重行讨论征兵问题,军事委员会、立法院在募兵制、征兵制之间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常备兵役为有条件的征兵制,保留募兵制,国民兵役为征兵制,并于1933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兵役法》。除去《兵役法》外,蒋介石全力倡行的保甲、民团与国民军事教育等国民皆兵办法也是战前征兵制确立的重要一环。蒋介石将其国民皆兵的理想视作全面实行征兵制的重要基础。     

简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

欲强国,须强兵。欲强兵,必须有一套良好的兵役制度。中国自古采取“寓兵于农”和“按口抽丁”的征兵制。宋代以后改为募兵制。在民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仍采取募兵制。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将现行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军事整理案”中确定有兵役制度的根本原则为“逐渐实行征兵制度,以收安内攘外之效,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原拟定于最短时间成立征兵委员会,商订征兵局条例以及征兵法,于完成立法后由国民政府颁布执行。后因种种原因,致使原计划未能及时实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更加感到非立即实行征兵,不足以救亡图存。为了便利征兵制的实行,1931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了《户籍法》,1933年2月又令立法院本兵役法之立法原则,起草了《兵役法》。从而奠定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兵役制度的基础。     

抗战时期贵州役政之初探

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被迫实行征兵制度.为了办好役政,抗战时期的贵州省国民政府采取了诸多政策措施:制订征集兵源办法和防漏堵逃措施,开展军民训练的基础扎实工程,采取宣传、抚慰、督导、奖惩和示范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推进手段.役政基本上取得成功,但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弊端和不足.此时的征兵运动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但其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日本帝国主义者.     

抗战时期福建的兵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征兵制。福建省军政当局既严格奉行了中央的兵役政策,又因时因地采取措施,通过建立兵役行政机构,制定地方兵役法规,开展兵役宣传,优待征人征属,完善征集程序等方式,广泛地动员壮丁出征抗敌,使福建人民融入全民族的抗战大潮中,为保障抗战胜利所需的兵员做出了重大贡献。     

简述宋代募兵制的根源及确立

在中国历史上,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兵制也在不断变化。如秦汉时代实行的是征兵制,西魏至隋唐是府兵制(唐中朝开始实行募兵制,但是很不健全),两宋则确立了募兵制,元、明两代的“军户”、清代的“八旗”,属于世兵制。除了宋代之外,这些名目不同的兵制,实质上都是具有很大强制性的征兵制。因此,宋代的兵制在兵制史上就有其独特的地位。本文拟就宋代募兵制的形成作一探讨。一募兵制产生的社会根源先看看募兵制的物质基础。兵制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必须与社会生产和经济状况相适应。募兵制区别于     

从军事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关于兴亚院的历史定位

正一、序言(一)战争从军世代的凋零自1945年8月日本战败至今巳68年,对日本社会而言,这意昧着什么呢?战前,日本的征兵年龄是依法律(必须获得立法府——帝国议会的同意)的兵役法之相关规定。1942年2月兵役法修改的结果,以敕令(由行政府——内阁作出决定,即可实施)取代法律,并于其中增加可以变更征兵年龄的条文,因此1944年局势恶化时,在征兵检查中,过去年满20岁以上的规定,改为年满19     

如何优化政治课教学

初中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要深化教学改革,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扩展课堂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积极推行互动式教学;注重课堂评价环节,使学生思想和行为一致。     

从兵役管区到身份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之际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役应对——基于川省民国档案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威胁催生了国民政府《兵役法》的颁行,国民政府开始试行兵役管区制度。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国统区大面积国土沦陷和人力资源的丧失,原有的师团管区建制彻底被打破,战前预想的系统化的秩序征兵难以有效施行。为确保役政机关对及龄壮丁的掌握和防范民众逃役,国民政府推行国民兵身份证制度配合兵役管区制度征兵。此则反映出国民政府原有的兵役管区制设想局限于战前既有统治区的考虑,一旦原有的基础不复存在,只能依靠碎片化的及龄壮丁身份登记和清查来应对,此种支绌局面直至抗战结束。     

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片断

<正>1961年的夏天,我还未满17岁,就在初中毕业前夕,没有继续升学读高中,却去报名参了军。当时是困难时期,听老师说,因为要压缩城镇人口,减轻城镇居民负担,今年征兵只在城镇征招,不在农村招了,所以那年征兵,在贵阳市招得特别多。     

汉代刑徒兵考略

汉代兵制的变化除体现在征兵制逐渐为募兵制所取代外,刑徒兵的大量使用,并由临时性征发演变为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文献记载和汉简材料的综合分析,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 汉代刑徒从军的由来及东汉广泛使用刑徒兵的原因;(2) 汉代刑徒兵的应役范围;(3) 广泛使用刑徒兵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期参军动员工作研究——以北京市为考察对象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后,"以我为主"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针及"全民皆兵"战略推动了我国兵役制度的转变。民兵力量迅速发展,在国家后备兵员建设体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民兵组织征兵的传统制度得到加强。受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影响,征兵规模、征集时间、政审标准、文化素质要求等均发生了变化。1964年11月,国防部颁布了《征兵工作办法(草稿)》,使得征兵制度更为完善、程序更加规范。     

伪满洲国时期的征兵宣传——以《滨江日报》为中心

日本侵占东北后,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了达到永久占领东北的目的,巩固殖民地位,日伪当局实施征兵制度并大肆宣传。为此,日本侵略者通过伪满进行了一系列征兵宣传手段:利用各军管区和伪地方政府宣传;开展所谓"精神教育"打破"好人不当兵"的思想;,控制东北人民心里、精神达到同化的目的。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总动员体制之构建

正导言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动员体制之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指出:"战争动员为我们审视国民党处理中日战争的方式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阐明了国民党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具有的能动性和认知力。"?方德万在其专著中分别以征兵、农业政策、工业动员、国民参政会、国家总动员法等为线索,分析了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②奥村哲通过比较中日两国之兵力装备、经济实力和社会之组织动员情况,指出中日两国在开战时国力相差悬殊。③石岛纪之分析重庆国民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指出其抗战体制存在很多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探析

抗战时期,战乱不断、灾荒连年,加上过量征兵征工,国统区农业劳动力遭受了严重损失;同时,地租、高利贷剥削与繁重的苛捐杂税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物价的高涨又造成农民生产成本与生活支出剧增,迫使无数农民被迫脱离生产,导致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的短缺,使国统区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农田大量荒芜,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论西班牙1975～1986年改革

佛朗哥在其执政晚期推行经济改革(reform)给西班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变化,使得全社会都感觉到上层建筑的不适,要求变革。佛朗哥去世后,新登基的国王胡安·卡洛斯顺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委托阿道夫·苏亚雷斯发动了民主改革(“Tran-sition”)。改革没有给社会带来动荡,没有给经济发展带来阻碍;改革不仅使西班牙人民得以享受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而且使他们极大程度地克服了历史上的严重不和。     

东汉募兵论略

东汉军队分征兵、募兵。随着征兵制度破坏,募兵在军事上的作用明显提高,成为东汉政府的重要作战力量。本文拟对东汉募兵种类、服役条件、期限,募兵的作用以及同将帅依附关系的形成诸问题作一探讨。     

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畲族民风由宋、元、明时的“桀骜难驯”转变为明清的淳朴温和的原因在于：首先是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引起畲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次是明清时畲民的定居使畲人生活渐趋安定,但其分散居住又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侵略战争.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国民政府军队几乎在每次重大战役中都有大量的兵员损耗,为了满足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国民政府采用了征募并行的兵役制度,既尽力招募志愿兵,也大量征集义务兵.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大力推行以征额配赋为特征的义务兵役制度,使义务兵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兵员来源.虽然由于当时实行义务役制的基础尚不具备,制度本身亦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黑暗,导致征兵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影响了国民政府兵员动员的成效,但总的来说,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集到的兵员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满足了作战部队兵员补充的需求,支持了抗战.     

北魏皇帝拓跋宏的文治与武功

<正>拓跋宏(467—499年),汉名元宏,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人,北魏第七位皇帝,史称孝文帝,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拓跋宏在与冯太后合力推行一系列改革的基础上,亲政后进一步推行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汉化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诸领域的全面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以锐意改革的皇帝名垂青史。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北大核心CSSCI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