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西地方志》期刊上路的方志人

正1997年7月大学毕业,无数次向别人解释"三个韦"涵义的我,踏入许多南宁人不知道的康乐小路,走进许多人不知道的广西通志馆大门,从事许多人不知道的方志事业。我最初的工作岗位是《广西地方志》编辑部,之后,转到市县志指导处,现就职于古籍整理处。初到期刊编辑部,有点失落,因为自己不能从事主业,如市县志、通志编纂。同时,又听说某领导强调,必须让我这个初上路者先到期刊编辑部工作,从期刊入手,掌握了方志理论与编     

追忆父亲

1949年7月,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苏联呆了10年。我从专科技术学校毕业后我于是继续上学,还是回国参加工作有些犹豫。按苏联的规定,是要分配工作的。毕业前夕,我写了一个申请,要求不要分配我工作,毕业以后回     

忆胡宏

正1982年7月,胡宏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正省级)调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我时任胡宏机要秘书,因此随他一道去福建工作。走前我们商定,我随胡宏去福建工作一段时间,待他在福建工作环境熟悉了,找到合意的秘书,我即回江苏工作。这样,我在福建与胡宏朝夕相     

我叫"活着欢"(六)

1963年7月我接到调令，8月离开我工作了四年的“四业中”，正式成为武汉市说唱团演员。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     

两次参加立法院工作的回忆

我于1933年2月至1937年7月,在南京参加立法院工作,这是第一次;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我第二次参加立法院工作。由于时间相隔太远,记忆已极模糊,只能就大体情况,略述梗概。 我第一次进立法院的原因,是为了参加宪法的起草工作。"九一     

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

李昌是我的老友。1938年7月,徐州突围回到武汉后,我们结识。由于在徐州时,我还是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创始人,大概经过他的建议,长江局派我到湖南负责省青委工作。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直言获罪（一）

1955年7月中旬,我从朝鲜回国休假,假期的时间没有作硬性限定。因为兵团政治部的机构有所调整,我主编的兵团机关刊物《工作通讯》停刊,编辑部的人并入宣传部宣传科。我处理完停刊的有关工作以后,政治部主任丁莱夫批准了我回国休假的申请,并且对我说,你几年没有回国了,这次回去可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下)

19、驻苏大使哈里曼致国务卿备忘录巴贝尔斯贝格1945年7月28日贝尔纳斯先生: 关于宋博士与斯大林的会谈,宋显然已在谈判中作出了中国政府所能做到的一切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就依然存在分歧的各点,对雅尔塔协定作出解释。中国并未强大到能独自抵制苏联扩大其要求。既然美国因雅尔塔协定而介入了中苏之间的和解,我相信,总统对雅尔塔协定,尤其是在大连港的安排和铁路经营方面作出他的解释,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睢杞太地区革命工作回忆

1941年初至1944年7月,我在豫东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从事革命工作。     

感受首批外交档案解密

2000年7月,我结束了驻越南大使的任期,奉调回国.退休后,外交部有时仍交给我一些临时性任务,参加首批外交档案解密工作就是其中的一项.     

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拾零

1960年7月,我参加中共北京市委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高校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约六七十人。多数人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编写组的头是市委党校校长     

古诗词新解二题

本认为,唐朝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愁眠”应解释为“愁眠”,而不应解释为“怀着客愁睡下”之类;宋朝苏轼《赤壁怀古》中的“多情应笑我”应解释为“多情应笑我”,而不应解释为“应笑我多情”的“倒装”。过去的解释不准确,是由于忽视了汉语谓词性成分转指这一语法规律所造成的。     

胡耀邦陈丕显倾心交往五十年

本文是纪念陈丕显叔叔的回忆文章,我愿意记述他和我父亲胡耀邦在儿童团、共青团、共产党内工作、生活的一些往事。一、初闻尊名1952年7月,我父亲从四川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和我。父亲上京时的兴致极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     

怀念杨尚昆

杨尚昆同志是深受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54年7月,我调到杨尚昆办公室工作;1965年11月,他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随他去广东;1966年5月,"文化     

沉默的发布会

7月26日，我参加了大连市政府关于清污工作的新闻发布会。 任何发布会上，我只充当听客，因为大家的提问热情太高了，而我向来也没有提问的习惯，但这次却准备了3个问题。     

我是怎样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

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在安徽日报社驻六安记者站工作。1979年7月中旬,我从六安地区农业局的简报上看到了一份调查材料,这份调查对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列数了“十大罪状”。     

最后一次收农业税

<正>2004年7月,我由湖南临武县某机关单位调至基层乡镇工作,时值农村如火如荼闹"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按惯例,全县一年一度的农业税征收工作也由此全面铺开。此项工作非常     

我在西藏当机要员

1965年6月,我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干部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西藏工作。7月中旬到拉萨,在工委（即自治区成立后的区党委）机要处学习一段时间。于8月上旬分到山南分工委（即自治区成立后的山南地委）机要科,从此当上了一名机要员。在我的革命生涯中,5年的机要工作经历为我的人生书写了闪光自豪的一页。     

回忆晋兴卷烟厂

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我曾在晋绥边区晋兴卷烟厂工作一年.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我陕甘宁边区.与之毗邻的晋绥边区农业欠收,又有沉重的支前任务,经济上十分困难,但边区工厂团结紧张、活泼愉快的工作和生活却给我这个当时尚未成年的孩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