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大冶市草王嘴城西汉城址调查简报

为配合武汉至九江铁路提速工程建设,在对铁路穿过的大冶市五里界城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同时,还对该市境内的草王嘴城进行了调查。通过对草王嘴城调查资料的整理,认为草王嘴城为西汉时期的城址,与五里界城是历时性关系。其主要功能是当时采矿、冶炼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仓储、转运中心。     

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及周围遗址考古的主要收获

为配合武汉至九江铁路提速工程建设,湖北省物考古研究所于2003年6月至2004年4月重点对大冶市五里界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按事先设计的方案,这次工作在课题思想指导下,还对五里界城周围的21处遗址和大冶市境内的鄂王城、草王嘴城进行了详细调查与勘探。本重点介绍了五里界城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并对城址的时代、功能、废弃原因和与周边遗址的关系提出了看法。     

湖北黄梅刘岳墓地M1发掘简报

2015年8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湖北黄梅县刘岳墓地M1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铜、漆木、玉石、陶、皮革等各类随葬器物160余件套。该墓是一座战国晚期楚国大夫级别的贵族墓葬,同时随葬一批具有吴越风格的器物,有利于研究楚文化在鄂东南地区的发展进程以及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交流融合。     

早期楚文化初析

江汉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的盘龙城遗址,以鼎式鬲为代表,主要分布于鄂东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汉水东北地区出现柱足鬲遗存。西周中晚期时早期楚文化正式形成,出现早期楚式鬲和完整的早期楚文化陶器组合。此时早期楚文化遍及江汉地区,重心则在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与楚国无关,西周时期的楚国也只是早期楚文化中很小的一支。     

鄂东南苏区“三大行”券种版式初探

正1931年10月,鄂东南革命委员会改建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鄂东南办事处,随即着手规划鄂东南苏区的全面经济建设工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鄂东南工农兵银行"应运而生,自此,鄂东南苏区不仅实现了金融机构的统一,其货币也正式由分散发行阶段进入到统一发行时期。鄂东南工农兵银行成立后,由鄂东南工农兵银行印币厂(位于阳新县大凤区小井村,今属湖北省通山县下泉乡~([1]))统一印刷纸币。自1931年11月至1933年3月期间,     

关于鄂东南苏区银行及其货币的几个问题

关于鄂东南苏区银行及其货币的几个问题李焱胜,杨枫在近十年间,钱币学界对鄂东南苏区银行与货币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拟就有关文著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一、鄂东南工农兵银行成立的时间关于鄂东南工农兵银行的成立时间,现有１９３０年１１月①和１９３２年初（或１９３２年２月）②两说,对这两种说法,我们均有不同意见。土地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银行的命名有一个特点,即银行行名上所冠名称是与设立该银行的政府名称或政府所管辖的范围保持一致的,从鄂东南苏区的情况看,各县及县辖区银行的命名也具有这一特点。从地理关系上看,鄂东南地区是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整体,但１９２７年８月中共湖北省委制定全省秋收暴动计划时,将鄂东南划分为鄂东与鄂南两部分,党政领导在１９３１年夏以前也是两个系统。苏维埃政权机构名称的变化往往产生在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名称变化之后,作为苏维埃政府设立的鄂东南工农兵银行,只有在１９３１年８月以后鄂东南苏区党政领导实现统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第一次提到要成立鄂东南工农兵银行的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鄂东南办事处的《经济问题决议案》,而鄂东南办事处是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以鄂东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为基础成立的,因而该决议案的成文时间     

鄂、豫、皖根据地纸币精品介绍（上）

1927年,鄂东黄(安)麻(城)农民武装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攻克鄂东重镇七里坪,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1929年12月。红军三十二师解放豫东商城县城。标志着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初步成立,在中共中央巡视员郭述申的带领下红三十二师东进皖西援助六(安)霍(山)起义。经过红三十二     

湖北大冶市香炉山遗址调查简报

大冶市金牛镇历史悠久,以鄂王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带,保存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2013年12月以来,为编制鄂王城址及周边古遗存保护规划提供文物资料依据,在方圆30平方公里范围内调查了一批重要的遗址,其中香炉山遗址不仅面积大、保存好,而且文化内涵与冶炼遗物十分丰富,显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鄂东南浓郁地方文化及多样的冶炼技术,这对研究该区域古代文化和矿冶文明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楚王及其都城

汉水流域是古楚国发源和兴盛地区,武汉是汉水入江的汇合口,是“江汉朝宗于海”的起点,也是楚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早在公元前858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立中子红为鄂王。当时周历王暴虐,熊渠畏其代楚,亦去其王(号)”(《史记·楚世家》)。熊渠所居城池的具体位置,据光绪《武昌县志》、《湖北通志》云:武昌县南120里马迹乡有鄂王城。1962年,经湖北省博物馆派人调查:鄂王城遗址犹存。1956年划归大冶县,城址在高河南4里,东偏北距金牛镇15里,城址东西长380米,南北宽约260米,曾出土8孔石刀与陶鬲等。     

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早期货币新发现——阳新县龙燕区、沿江特区及金龙区纸币

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大部分区域在湖北省内,遍及湖北南部和东部广大地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较早成立银行和发行货币种类最多的一个地区,其中又以早期发行的货币最为罕见,多年来极少有新品种发现。而近几年在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湖北阳新县境内,却连续发现数种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早期发行的货币,引起革命根据地纸币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和兴趣。     

湖北潜江龙湾放鹰台Ⅰ号楚宫基址发掘简报

湖北省潜江市龙湾放鹰台Ⅰ号台基东周楚宫殿基址自1987年至2001年历时几个春冬的发掘,发掘面积共350平方米。揭露出东周楚宫殿基址的一、二、三层台主体建筑及其附属建筑遗迹。出土了一大批建筑遗物和铜、陶质生活器皿。为多学科的研究楚文化及楚宫殿建筑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湖南省汩罗市高泉山人民路东周墓发掘简报

2007年2月上旬,湖南省汩罗市文物管理所在配合基建工程中,发掘了一座东周时期墓葬(M1)。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分析,该墓属楚墓。     

略论曾侯乙墓鼓乐器的组合与功能

随县曾侯乙墓以及为数不少的战国楚墓都同墓随葬有1件以上的鼓乐器。根据传世文献有关大鼓配鼙鼓的记载和楚墓出土遣策中鼙鼓的记录,曾侯乙墓中室的建鼓与扁鼓、有柄鼓,东室的悬鼓与鹿鼓,可能都属大鼓配鼙鼓的关系;楚乐制一般使用大鼓、鼙鼓各1件,且不同等级的贵族,大鼓与鼙鼓组合的配器有差异,鼙鼓主要用来引导、应和大鼓。     

湖北郧西县五斗种遗址发掘简报

郧西五斗种遗址发掘出土一批具楚文化特点的遗物以及陶窑等遗迹,还有动物骨骼、铁器等.简报介绍遗址发掘工作,对遗物文化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对遗址微地貌、动物骨骼与古环境、动物骨骼与遗址经济特点等也提出初步认识.     

南阳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铭铜器

南阳市近年出土了4件有铭青铜器,据相关资料,断定其年代应为春秋晚期。这批青铜器的出土为研究养国、许国特别是楚国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时代,发掘报告认为与寿县蔡侯墓相当,若从鼎、簠、敦诸器的细部特征来看,似乎较蔡侯墓略早一些,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墓内残存的部分青铜礼器,具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和特征,说明墓主人与楚国和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墓主的身份,发掘报告认为属于侯王一类的贵族阶层,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位君主,可备一说。从其墓葬形制、规模、部分随葬器物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亦不能排除为吴国高级贵族的可能性。     

湖北丹江口市薄家湾遗址发掘简报

薄家湾遗址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浪河镇薄家湾村一组,属汉水流域。遗址年代大致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陶器以红陶为主,出土大量楚式鬲。该遗址的发掘为探讨丹江口库区楚文化面貌增加了新的研究资料。     

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

在叶家山西周墓地共发现墓葬65座和马坑1座。出土铜器、陶器、原始瓷器和玉器等遗物700余件套,其中部分铜器上有"曾"、"侯"、"曾侯"和"曾侯谏"等铭文。据器物形制和铜器铭文,该墓地是西周早期曾侯的家族墓地。这对研究汉东西周早期曾鄂、曾楚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南常德黄土山板栗岗楚墓群

板栗岗楚墓群南距常德城区12公里,1997年至1999年,常德市文物处和鼎城区文物管理所对这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75座,其中东周墓68座。东周墓按墓葬形制分为三大类：带墓道的土坑墓;带二层台与龛的土坑墓：简单的土坑墓。出土随葬器物262件,其中陶器245件、铜器15件、铁器1件、石器1件。陶器组合形式主要分为日用陶器组合和仿铜陶礼器组合两大类。日用陶器组合的器物有鬲、罐、钵、豆等,仿铜陶礼器组合的器物有鼎、敦、壶、盒等。墓葬年代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后段。这批墓葬的发掘为楚墓和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材料。     

From the Ground,Up: The Looting of Vưườn Chuối within the Vietnamese and Southeast Asian Antiquities Trade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illicit antiquities trade from ground to market in Southeast Asia remains poorly known outside of Thailand and Cambodia, where most research has been focused. This paper helps to address this imbalance by documenting and contextualizing looting activities at the Bronze and Iron Age site of V???n Chu?i, located within urban Hanoi. A brief excavation history is provided so as to place recent looting into archaeological context. The methods used to document the recent and on-going looting observed are then discussed, followed by the nature of the current threat to V???n Chu?i and a summation of wha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Vietnamese antiquities trade in general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regional antiquities trafficking. Finally, we discuss the current regulatory landscape in terms of constitutional, ownership, pe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with enforcement and prosecution, and what course of action is needed not only to protect V???n Chu?i and similar sites in and around Hanoi, but also to continue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percussions of the trade it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