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河北省棉产改进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935年8月,由河北省棉产改进所、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等机构联合组建河北省棉产改进会。政府集中推动是其核心动力,但缘于多个机构联合组成,河北省棉产改进会又具有不同于他省棉产改进机构的"社会性"。在其组织指导下河北省在美棉良种引进、植棉面积拓展、棉花产销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前河北省的棉花生产。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其制度层面的设计与现实工作成效存在显著差距。该会的改进棉产活动最终因时局变化而搁浅。     

抗战时期国统区后方生产竞赛运动之初探

生产工作竞赛运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倡导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当时国民政府为了解决军需民用问题以及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而发起的.为推动这个运动,其领导机关全国工作竞赛推行委员会从设计、宣传、督导、评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该运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具有竞赛形式多样化、重视生产效率和个人技能技巧以及特别注意节省生产原料等特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棉田征实制度研究

1943年,为了平衡棉农与粮农负担、扩大棉田面积和增加棉花产量、解决后方用棉等问题,国民政府在主要产棉区实施棉田征实制度,即棉田征棉,粮田征粮。棉田征棉使国民政府多少控制了一定的棉量,可以兼顾军民用棉;棉农亦免除了卖棉购粮缴纳田赋所受的剥削与麻烦,产棉地区的粮价也不致因棉农的争购而骤涨。国民政府规定凡实施棉田征棉地区,所有棉田一律不准改种粮食,并采取对棉农贷款等优惠措施,对于保持和增加棉田面积、促进棉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棉田征棉并未达到国民政府的预期目的,不仅在解决国家战时用棉问题上作用极为有限,而且对征粮的影响较大,反映了国民政府实施棉田征实制度的困境与无奈。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水利建设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兴修大量水利工程,发展农田灌溉事业。本文对边区水利建设的措施与政策、特点与成就以及经验教训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陕甘宁边区疫病横行。人畜死亡率很高。这对于陕甘宁边区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十分不利。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边区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制定了卫生防疫的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卫生宣传,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卫生组织,使广大群众学到了卫生知识,增强了卫生观念,从而使边区的人畜发病率、死亡率都逐渐下降,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机器面粉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该书利用陕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及民国文献,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及工厂内迁、人口内迁、“抗战建国”、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转移等因素,后方机制面粉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产销量,还是机器设备、从业人员等方面,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本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分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高涨的促进作用。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将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了起来,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抗战时期新四军发展方向的选择与调整

抗战时期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经历多次选择与调整。改编之初,新四军主要立足江南寻求东向发展。在发展华中过程中,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东南局对新四军发展方向出现分歧,在实际斗争中形成以苏北为重点的发展格局。1941年2月,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准备西向发展河南,但因敌情变化被迫终止。8月,华中局再次提出西向发展,中共中央考虑到国共关系没有批准。1942年基于抗战胜利的预期和掌握山东的需要,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向山东发展,但因华中形势困难未能实现。1944年为配合美军登陆杭州湾计划以及争取战后政局先机,中共中央布置新四军向西、南两个方向发展,由于兵力不足又改为以东南为主。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驻扎在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广泛地参与了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走私活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由于国民政府有意让军队以经商来解决经济困难、军队内部军系复杂、军人拥有武力以及腐败盛行等原因,使国民党当局难以制止军队卷入走私大潮中.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

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行政院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主要调整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之间的机构隶属关系,实行政、军分立,精简院属机构.蒋介石复兼行政院院长期间,为提高行政效率,推行行政三联制,再次进行机构调整与改革.行政院通过对所属各部会进行事权关系的研究后,裁并骈枝机构,裁汰冗员.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趋向,但因受战争环境的限制与军事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青年救国联合会

边区青救会是抗战时期建立的以青年为主体的抗日爱国救亡团体。它通过组织和领导边区的广大青年展开各项工作,为抗日救亡做出很大贡献。本文拟从参军抗战、配合生产及文化知识的普及三个方面探索边区青救会在抗战期间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史学研究

抗战时期,大批历史教学研究机构和史学工作者迁往西南地区,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奠定了西南地区史学发展的框架,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教育和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湖南的工矿业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湖南的工矿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业布局趋向合理,工业门类较为齐全,形成了衡阳工业区和以沅陵、辰溪为中心的湘西工业区;民营工矿业发展快,比重大;与战时急需的钨锑锡等特矿产品、机器、化工、电力和部分轻工业等成为发展的重点;受战争影响,湖南工矿业发展迅速,衰落也快,豫湘桂战役后,湖南工矿业遭到日军毁灭性破坏.但战时湖南工矿业的发展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公司制企业、工程师管理制、科技融入生产领域等现代化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加速了湖南社会的演进.     

抗战时期西北农民银行的农贷

西北农民银行是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建立的地方性银行,为了扶植根据地农业发展,解决广大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银行根据政府规定和农村实际,发放了大量的贷款贷粮。在农贷对象上坚持贫雇农优先贷款的同时,把中农也列入贷款的范围;在农贷的发放时间上,尽量做到不违农时、适时发放;在农贷资金上,注意吸收游资;在农贷利率上,基本上是低利或无利政策;在农贷的用途上,强调贷款用于生产,并且要专款专用。在农贷的实施中,针对不同的农贷对象,制定了完善的农贷发放程序;在收放农贷的方法上以不让农民吃亏为原则。从而使农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既满足了人民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了抗战。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信托业

在抗战期间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上海华商信托机构数量剧增,信托业务也有所发展;但信托业的资本、资产总额极大缩水,业务经营中投机性、不稳定性大大增强,信托业务在行业的总体业务比重中,仍然微不足道。与战前以及战后相比,战时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呈畸形繁荣状态,金融信托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愈演愈烈。信托业只是充当了上海市面富余资金牟取暴利的一个载体,依旧无法发挥长期资金融通与财产管理功能,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分业。     

抗战时期临汾境内的牺盟会

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抗战时期特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太原沦陷前夕,牺盟总部随同阎锡山撤到临汾,从太原到临汾的四个月,山西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牺盟会组织在临汾各县广泛成立并开展了文化建设与宣传工作,对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热情发挥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整建与救护工作述评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大力整建分会组织,积极发展会员,及时培训医护人员,以应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局面。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旋即开展战地救护、伤兵救治和难民救济工作,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战区救护体系的核心力量。由于战争所激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是中国红十字会发挥救护作用的重要动力,而将国际红十字组织所奉行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相结合,则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行动的思想指引。     

论抗战时期江西的保学教育

抗战时期,为推行国民教育,江西保学在经费筹集、师资培训、教师待遇、教学方法和校舍与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充实与改进,使保学得到迅速发展。战时的保学教育,虽存在经费缺乏、教师待遇低等不足,但它注重民众教育,积极宣传抗战。保学教育在提高民众识字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爱国、爱家乡的情感和仇恨侵略者、敌视汉奸卖国贼的态度,对唤起民众保家卫国起了积极作用。     

论抗战时期的湘西教育

抗战期间,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教育一改战前落后状态,获得重大发展。教育走向大众,在湘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完备的学前、小学、中等、职业、师范和高等教育等现代教育层次,现代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得以确立,湘西教育的现代转型最终完成。战时湘西教育的现代开展,不仅培养了大量适应战时需要的人才,为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强化了湘西各族的中华一体感和民族国家认同,推动了后来湘西现代教育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