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立宪时期关于修宪问题的讨论

1787年宪法的修宪条款体现了美国联邦立宪时期的两个关键的理念和制度创新——"人民主权"和"联邦制"。以詹姆斯·麦迪逊为代表的一批政治精英们通过阐释修宪的意义、提高修宪的门槛以及为批准宪法设置条件等一系列举措,不仅表达了在"后革命时代"抑制"人民主权"、维护政治秩序和稳定的普遍诉求,而且成功地对邦联制度进行了彻底变革,创建了"半联邦半国民"的新型复合制政体。     

“罗得岛问题”与美国的代表制民主

罗得岛问题是产生于罗得岛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制宪运动中的一个有关人民变更政府的权利的问题。围绕该问题的争论既是革命时期政治辩论的延续,也是革命时期构建民主政治的继续和发展。罗得岛的改革派和反对派分别诉诸革命时期激进派和建国精英们的话语,对人民主权的含义、多数统治的限度,以及人民的革命权等美国代表制民主的若干根本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释,而罗得岛问题的结果也表明,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美国民主的制度内涵和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嬗变。     

论转型期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经济自由与政治秩序的整合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经由经济自由推动而产生的新的权利诉求,能够成为塑造新的政治系统与制度体系的价值基础;二是政治系统与制度体系能够包容和吸纳这些新的权利诉求,并能以持续更新的政治秩序为经济自由的生长和新权利诉求的产生提供条件。这种价值整合在政治操作层面的现实策略,就是要形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良性互动的结构。     

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女权思想

女权,在本文中为女子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或者说是女子从传统桎梏中的解放。在中国鼓吹女权思想的先驱中,康有为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个,在其代表作《大同书》中,女权思想部分"去形界保独立",约占全书七分之一,集中论述了他的女权思想。他不仅是女权思想最早的倡导者,同时也是女权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这一点却常常因为康有为的其他方面的成就而被掩盖。本文拟针对康有为的女权思想的现实根基、内容加以论述,并谈谈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

从户籍制度而言,“吏民”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通常所谓的“编户齐民”,其内涵实际上主要就是指“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理论上其身份地位是平等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均有“名田”的权利和从“本”去“末”的义务,均有承担或被减免赋税、徭役等义务和权利;政治上均有上书言事和被察举征辟等权利;文化上均有入学受教育等权利,这既是文化上的权利,也是政治上平等权利的一种体现。虽然“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法理上其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政治上的地位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上的差异都是普遍现象,编户齐民并非以贫富和阶级为区分的。     

黎萨尔与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何塞.黎萨尔被认为是菲律宾"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在有关黎萨尔的研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即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黎萨尔的著作来看,黎萨尔倾向于经由菲律宾政治精英在殖民政府内部对现有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激进的"好改革"来实现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如果这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暴力革命"将是最后的手段。黎萨尔所强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的政治思想,经由美国殖民政府的渲染,最终构成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的基本模式——旧框架内的和平革命。     

核武器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原子弹是纸老虎"到20世纪50年代对"蘑菇云"的追逐,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态度的变化只发生在战术方面,而战略上的积极防御以及在国家安全诉求之外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等多方面的诉求,才是这一过程中不变的主旋律,同时也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动因。从追逐"蘑菇云"的"革命国家"到积极参与防止核扩散的负责任大国,核武器对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革命的模式、背景和结局北大核心CSSCI

革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运动,它可以发生在多种背景下:当旧政权固执地抵制现代化变革;重要的社会群体不再信任政府,并依据新的社会纲领反抗政府;社会存在广泛的"相对被剥夺"以及对政府的不满,等等。革命起初被认为是向旧的美好时代的回归,后被想象为将要开辟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早期很多革命表现出由温和向激进发展的模式。从19世纪起,政治革命的参与者开始扩大,劳工大众登上政治舞台,要求政治参与权利和基本的社会保障福利。革命往往以威权政体建立的形式而结束。摆脱"革命后的困境",需要以创新精神构建合理的制度框架,以实现革命所追求的崇高理想。     

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权

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但是,这里的“人权”实际上指的是“男权”,这种片面性导致了大革命中《女权宣言》的产生,造成了人权与女权的矛盾冲突。本文从《人权宣言》对妇女觉醒产生的影响入手,阐述大革命中人权与女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冲突及其原因,以便从人类解放的角度,重新认识大革命。     

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在辛亥传统叙事框架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逼退清帝,进而交换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这个传统叙事框架在过去特殊年代自有其解读的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从史料发出,用事实论证,多少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本文根据新旧史料最大限度还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心路历程,重建袁世凯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限度。本文认为,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主立宪被各方面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变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从法律视角看唐代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

从法律视角来看,唐代家庭中作为家长的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威以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母亲在夫权背景下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子女则主要负有孝的义务,规范这种关系的既有严苛的儒家伦理和《唐律疏议》的法制规范,更有在社会实践中"执法以情"的灵活与温情。     

希拉里 披着羊皮的父权主义者？

从第一夫人、叱诧风云的参议员到炙手可热的总统候选人,再到受命于国际经济政治动荡之时的国务卿,二十多年来,希拉里从未远离政治与权力这一被男人垄断的竞技场。同时,她将女权问题推向全球政治最前沿的议程     

对我国一些民间女权活动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更加客观理性地开展女权活动,运用多种手段,保障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权利,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针对民间女权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     

乌克兰女权组织费曼

费曼（FEMEN）是乌克兰知名的妇女运动组织,目前成员约有300人,多为18—20岁的女大学生,雄心勃勃地计划建成欧洲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女权团体。她们以身体作为政治抗争的武器,这种出位行为招致不少争议。但费曼的创办人认为,唯一让她们的诉求被听见的方法,就是“脱掉衣服”     

姐妹共和国?——比较视野下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自雅克·戈德肖和R.R.帕尔默提出"大西洋革命"以后,有关"革命时代"的跨国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复兴。革命日益被理解为一个国际的乃至全球现象。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法美革命都是全球性帝国竞争的后果,在观念上都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双方在普世主义理念、性别政治文化、阴谋论心理等方面存在相似性,同时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但在政治制度建设、平等主义诉求的社会后果、对奴隶制的处置等问题上,双方又存在明显的差异。作为革命时代的"震中",法国大革命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只有在跨国史或全球史的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政治·民间小戏·乡村社会 论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改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治意志开始强势介入到民间小戏,进而渗透到乡村社会。边区政府对民间小戏的改造成为国家的政治诉求,本该再现乡村社会的多元图境和反映乡村民众真实想法的民间小戏在革命话语的主导下其结构及内容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小戏的娱乐功能开始向政治教化功能转变。本文以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了革命话语下民间小戏改造及其功能的转变,以期揭示政治、民间小戏及乡村社会三者互动图境。     

墨西哥革命新解——一种“小传统”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范式发生了革命性转换：从研究政治生活转向日常生活,从精英政治转向草根阶层。这种范式转换不仅为我们重新解读墨西哥革命提供了可能,而且使我们对墨西哥革命建构主义下的“小传统”命运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新的认知。     

辛亥后革命精英观念的民间承接——以东南、华南城镇为例

从各地光复至清帝退位前后,即革命高潮和共和政体建立后最初一段时期,在较早光复的东南和华南地区革命势力占优势的通商口岸和中心城镇,革命精英的“民主”、“共和”等新观念有一个被普通商人、民间团体和基层人士快速接纳和响应的过程。这种基层和民间向革命中心和革命领袖积极趋附的现象,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对于社会观念和心理变革的巨大推动,但从具体过程和情形看,新观念、新话语的民间接纳和利用,与其在社会生活中争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现实功能相联系。受到民间重视的,不是精英观念的思想内涵,而是其社会功用。民间社会对革命精英观念的承接,更多地受到“势”的支配,而非“理”的指引。     

水治则国治——皮大卫《黄河:近现代中国的水问题》评介

治河在中国经世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河治则国治。至20世纪,黄河被赋予了"中国之觞"与"中华文明母亲"的双重文化意义。及至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中共延伸黄河及其流域的象征意义,将其与农民和革命精神联系起来。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众多国内外水利专家的关注也使得黄河问题国际化。其中,从欧美传来的"河流综合治理"理念至为重要,其将河流视为国家富源。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全球"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中国的政治和技术精英致力于综合开发河流资源,以此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