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

清代直省官员没有专项办公费用,导致陋规盛行,雍正朝已通过耗羡归公及定额发放养廉银试图补救。但咸同后官场应酬及公务需索无度,陋规津贴名目繁多,吏治腐败与财政混乱相伴而行。光宣之交,在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促动下,统一公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公费"概念认识的模糊,直接造成制度立意的偏差,为官吏化公为私提供了可乘之机。虽迄清亡直省公费标准仍决而滞行,但其所开启的行政经费用途公私不分的恶例,以及官制改革、财政与吏治相互制约影响的教训非常深刻。     

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

1904年开始实行的考核州县事实,是清代考绩制度的重大变化。它是清廷试图通过体制内变革,解决吏治腐败的积弊,并为推行新政考察和选拔能员干吏,巩固权力基盘的措施。但督抚势力坐大,革故鼎新难以兼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而避重就轻的结果,只能使改革徒具形式,背离变政的初衷,同样危及甚至瓦解清朝的统治。州县考绩制的变革及实行,恰好显现了清廷进退两难的困境。     

动向

重点我国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3000亿以上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现象,消耗巨额财政费用,公费出国改革是政府自身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明代浙江地区存留钱粮的财政功能与杂办银的成立

明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侵夺,卫所军饷、宗室廪禄开支的增大和宝钞的贬值是造成地方政府公费银转嫁给里甲人户承担的原因。其实地方存留粮除用来支付官员俸禄、儒学师生廪给和孤铎口粮之外,主要用于卫所军的备用粮,并不负担地方政府的公费开支。因此,使用地方存留粮补足屯田子粒的缺额,不但有据可依,而且与地方公费不足用的问题之间也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各项公费支出使用的"官钱粮"其实专指存留钱钞,所以明前期持续的宝钞贬值是造成公费转嫁的直接原因。里甲人户最初以"甲首钱"的名目负担各项公费支出,随着地方财政用银量的增大,最终在正德时期形成了正式的"杂办银"制度。     

清代直隶的差徭

清代差徭起源于明后期一条鞭法实行后仍不断滋生的各种杂役。清代各地的差徭均具有相对稳定的规章,其摊派方式则可以分为通过特定户籍供应某项特定差徭、按里甲摊派、按村庄摊派和在州县范围内统一按地亩摊派等四种。差徭摊派方式的变化还往往伴随着乡地组织产生和取消绅户免差特权的改革。清末民初各地对差徭进行了清理,此后它仍对州县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发生着重要影响。     

治吏与“和平”——论康熙“中正和平”之道对吏治的影响

在国家元气未苏、民困兵乏的特殊社会背景下,玄烨将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地方统治,强调不生事、不扰民,培养国家之元气,清朝社会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治理局面。但康熙将其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吏治,则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康熙朝中期以后,玄烨极力强调和平、安静,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不能严禁浮费和规银,宽纵州县火耗和亏空,至康熙晚年,整个清王朝吏治废弛,贪贿公行,个别地区出现暴动和骚乱,统治秩序奏出了不和谐音符。     

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

清代州县行政在官员任用考核、机构设置、财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病 ,表现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质。晚清时期 ,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此提出改革意见 ,并在“新政”和“预备立宪”过程中得到清政府采纳。这种改革思潮与实践 ,对中国县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

清代钦派专官巡查外省营伍和吏治夙有其例。清末新政期间,为督责外省开展各项新政改革,清廷逐步将过去个案性巡查活动转变为监理督查外省的常规化操作,财政层面则派遣监理官驻扎各省,监理督责清理财政,这是清季制度变动中引人注目的范例。监理官在外省监理权限的确定比较曲折,其官秩方面虽有提升,但实际授权仍存在诸多缺陷。监理官群体克服外官抵触和旧制惰性,基本实现了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建立近代预算制度的目标。清末财政监理制度虽具显效,却为其制度本身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财政颓势,然其鉴戒意义不应忽视。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清中后期地方亏空与钱粮蠲缓研究

清中后期,由于固化的财政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之统治者应对方策失当与吏治败坏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地方亏空不可遏制地蔓延与恶化。官僚系统无法突破既有财政体制框架,只能通过制度间的内在转化,将财政压力通过蠲缓制度疏导和转嫁。但钱粮蠲缓之宗旨却与实际效果发生背离。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建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师爷“体制”的消亡

正从法制的角度来看,各级官员私人聘请"师爷"来办理公务的习惯性"体制"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当嘉道年间腐败风气盛行后,师爷群体也迅速走向腐败,推波助澜,使吏治迅速恶化。一、反客为主幕友虽号为"佐治""宾客",不过很多不安本分的幕友却常常反客为主,自己做起主人来。本来,清代政治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批无公职身份的师爷推动的,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县官员甘愿让师爷处理公务,自己乐得袖手旁观,"优哉游     

同光年间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嬗变

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捐纳、保举的扩张,州县候选人员激增,流品混杂。与此同时,各省督抚选用州县官常常不拘文法,突破成例。在上述背景下,清廷力图从多方面进行整顿,但多不能行。这一时期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化虽然只是在旧制基础上的渐变,然而这些问题却成为清末新政时期铨选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因。     

北宋反腐败制度简论

<正>吏治腐败问题始终是封建中国无法根除的顽疾。吏治的腐败,直接损害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仅影响国家的财政税收,败坏社会风气,更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会有意识的采取措施整饬贪污,打击腐败。其中,北宋时期统治者推行的反腐败措施尤为严厉,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与治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99元该书以中山大学收藏的《杜凤治日记》为基础,考察了晚清州县官杜凤治的公务和生活世界,涉及主持考试、审理案件、教化地方、缉捕盗匪、管理省城、对外交涉诸方面,尤其关注州县钱粮催征和州县官的收支。对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官员、官绅、官民的关系也有所梳理,着重探究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在内容上,该书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提供了一些重要但未被充分注意的"细节"。     

明代朝觐经费地方财政化考察

洪武时期,明代国家对地方官朝觐路费明确做出制度规定,但并未对朝觐其他费用做出安排。随着大明宝钞贬值,国家规定给予的朝觐路费津贴变得微不足道,地方官只得另觅途径筹措朝觐费用。明中期以来,朝觐经费被纳入地方财政领域加以解决。朝觐造册等费用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公费纳入徭役领域,由徭役里甲供办,征收银两;朝觐路费进入地方财政领域以后呈现多途化筹措方式特征,隆庆定例颁定后,朝觐路费也被大规模编征均徭里甲银,与朝觐造册、工食等经费合流,成为地方财政收支固定项目。朝觐经费地方财政化演变过程与明代赋役制度改革进程大体一致。在继续深化赋役改革的趋势下,朝觐经费转至地方官库支取赃罚银成为改革趋势。明季国家为筹军饷,一再裁扣地方财政经费,朝觐经费被大幅度裁扣上解以充饷银。     

清代外官大计“考语”与“事实”探析

清代大计"考语",是督抚对属官考核的综合评语,亦为考察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考语"分为卓异官、平等官、应去官三类,具有概括性,而相关"事实"则为官员细化的日常行政表现。清前中期政府重视大计"考语",为此多次进行调整,其注写方式渐趋简化,"八字考语"成为惯例。官员实政则体现于上官出具的"事实"。"考语"的固定模式,对清代后期地方官年终密考、州县事实考核等规制皆产生较大影响。在清代的不同发展时期,大计官员的"考语"、"事实"的格式和内容都有变化,从侧面折射出地方吏治的清浊。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