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物祈求或技术控制——青铜时代铸铜祭祀功能再析

在中国青铜时代的王都、诸侯国的都城遗址或区域中心,有大量的铸铜祭祀遗存被发现。以往对铸铜祭祀的功能分析多是基于后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认为"女性投炉"是确保铸铜能够顺利进行的一种成物祈求。然而从仪式化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铸铜祭祀的成物祈求作用并不突出,铸铜祭祀本身可能和铸铜技术一样,作为重要的知识体系为统治阶层所掌控,成为其权力控制的一种方式。     

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4月14—15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内黄县人民政府、内黄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达40余人。会上,大家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一、颛顼、帝喾的历史功绩问题。王震中《颛顼对神职人员的设立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认为,颛顼的所谓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中出现了诸如“南正”、“火正”之类的神职人员,而这种神职人员的出现,又意味着一个祭祀兼管理阶层的形成,这种现象说明了社会已进一步复杂化,这属于文明…     

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

宴饮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重要的生活方式,但宴饮非专为饮食,它在构建权力秩序、塑造政治权威和维系社会运作等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功用。秦汉时期,皇帝经常利用宴饮来构建皇帝权威、维护政治秩序,并规训臣民的服从意识。宴饮也是统治阶层协调关系乃至权力博弈的重要方式,在宴饮中遭受挫折往往会引起当事者的过激反应,造成关系恶化和政治冲突。宴饮长盛不衰,影响深远,与古代中国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特征所营造的制度文化密切相关。     

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理论探索

复杂化是社会在其生存基础、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从简单到复杂,从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过渡的一种进程.这是史前社会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造成这一趋势最基本的动力是人口压力,它迫使群体采取强化食物生产、从事战争或贸易等直接刺激复杂化出现的措施.复杂化的实现手段是对包括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思想意识在内的几种主要的权力的控制来...     

论二十世纪前期滇东汉村最后的绅士阶层

传统的士绅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相应的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边陲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滇东汉村作为汉族村落的代表,传统的地方权力阶层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调和与近代政权的冲突,短暂是和平共处是中国近代乡村权力更迭的黎明之黑暗。     

再论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兼及其与刘裕代晋的关系

京口北府集团属于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军功受益阶层"——在这个阶层内以军功的有无和高低来确定一个人政治社会地位的有无和高低,这使得晋宋鼎革之际京口北府集团势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色,而且,这个发展轨迹与刘裕代晋具有紧密的一一对应趋势。在第一阶段,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凭借强势军功突破既有的门第制度,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有效控制,军功受益阶层形成;在第二阶段,北府集团内部出现权力分化,借着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的军功,刘裕阵营中资历浅、年纪轻的一辈将领开始跻身国家方镇之列,刘裕阵营军事政治优势突显;在第三阶段,随着刘裕"造宋"事业的进行,刘氏宗亲、戚属开始取代军功将领出任方镇,军功将领退居二线。也就在这种权力的交替中,刘裕代晋水到渠成。     

日本近代女性意识的变化——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

"贤妻良母"是封建社会制度对女性的要求,它束缚着女性人格,扼杀了女性的自由。日本步入近代以来,统治阶层仍然试图利用"贤妻良母主义"来制约女性身心的发展,尽管这样,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刺激下,社会上仍然出现了一种从原有观念中觉醒、反对"贤妻良母主义",追求权力和自由的"新女性"思想。     

清末社会的裂变与各阶层分析--兼论清王朝的覆亡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迅速加剧。在这十年中 ,随着新政的开展 ,产生了新知识分子、从旧绅士阶层分化出来的新绅士以及从统治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军事利益集团。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 ,士农工商的旧格局不复存在。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里 ,每一个阶层都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要求。新绅士希望参与政权 ;地方督抚希望保持甚至扩大已经获得的权力 ;商人阶层在政治上紧随新绅士 ,对清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 ;新知识分子公开反满 ;而下层民众则反对新政进而反对清政府。清政府适应不了或无力驾驭这一变化了的社会 ,只好退出历史舞台     

多元的复杂化，一体的中原化——读《吴越之迹：江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变迁》

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最终形成是区域社会复杂化和中原化进程协调统一的结果。所谓“中原化进程”是指青铜时代各区域文明逐步归于中原王朝统治的政治中原化进程,即随着中原王朝的经略,区域文明逐步接受中原文明的礼仪制度以规范本地的社会行为,从而最终融入中原王朝政治体制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各地的复杂化过程就没有多元,而没有中原王朝的建立和扩张就无一体,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从陶寺城址的考古新发现看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陶寺的墓地、城垣和宫殿、大型观象祭祀基址表明其已经具备王都的规模和规格,比夏朝提前了300年-400年.我国文明形成的要素有城市和宫殿、严格的等级和礼制、祭祀权力的垄断等.其中祭祀权力的作用最重要.     

知文明

礼、宗教与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模式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世俗政治秩序为核心的中原模式,以及以神权政治为核心的神权模式。良渚、红山文化时期等神权政体走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路径,采取了以个人为取向的政治策略,为了维护贵族统治,在宗教祭祀上消耗大量能量,从而导致缺乏自我更新调整以及应变能力。     

知文明

<正>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强、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地区之间的交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交流的主要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各地的     

城市论

城市起源常常被认为是国家和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是布鲁斯·特里格《理解早期文明》中的一章,他以比较研究的视角,详细审视了世界各大文明城市的形成和特点,为我们文明、早期国家和城市起源提供了生动和丰富的研究实例和洞见。特里格分别从城市国家(city-state)和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这两种不同形态来讨论其各自的特点。城市国家是指较小的政体,由一处都市中心与周边较小的农村聚落组成。地域国家由一位统治者通过多层级的行省及地方管辖中心实施对较大一片区域的统治。城市起源是社会复杂化程度的集中反映,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始从涂尔干所谓的"机械"向"有机"生存方式的转变。机械的生存方式可以用蜜蜂或狼群来比喻,即每户每村的人大多干的是相同的事情,为最基本的生计而操劳,这种社会结构主要以家庭和血缘关系为纽带,没有等级和贵贱之分。而有机的生存方式就是社会成员出现了职业分工,官员、工匠、农人、商人等不同职业团体各司其职,相互依存,使得整个社会以职业为纽带而整合到一起,像个庞大的有机体进行运转。而社会也因制度复杂化和不同部门和层级的管理需要而出现了等级和贵贱。因此,城市要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必须集中体现这种社群"有机"的生存方式。在分辨作为文明或国家标准的城市或都邑时,除了关注城墙外,还需留意表现"分异"和"集中",或"异质性"和"不平等"的证据和迹象。比如超过普通村落的巨大面积和规模、令人艳羡的豪华建筑如宫殿和庙宇、不同职业人士的聚居区、有规则的街区和房屋布局等,并留意城市在周边聚落中的枢纽地位。刘易斯·芒福德说,我们必须透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任务。     

试论仰韶时代礼的起源

仰韶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显现,各个聚落群相继产生阶级分化,出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高等级墓葬和特定的礼器,孕育于原始宗教的礼制继承了其特质并发展。此时的祭祀已经颇具规模,有大型的公共场地、特定的祭祀形式和祭祀对象,神职人员已经成为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墓葬的结构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已经产生分化,尤其是出现了象征身份的专门化用器,已经具有礼器的性质。     

四大德本——西藏近代史上的四大家庭

过去,三大领主是西藏社会的最高统治阶层,其中四大德本即四大家族最为著名：现在人们谈论四大家族时,常常误把大贵族夏札家族和帕拉家族说成四大家族的成员。当然,夏札家族和帕拉家族在旧西藏的漫长历史上有过显赫的地位,但还算不上四大家族。而这四大家族分别是格喜大家族、夺卡大家族、吞巴大家族和桑珠颇章大家族。     

金沙玉器类型及其特点

成都金沙遗址是一处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古蜀王国都邑,其分布面积约5平方公里.在遗址的大型祭祀活动区内现已出土玉器2000余件,器形丰富.这批玉器制作精美,器上少见使用的痕迹,从其类型及特点分析大都不是实用物品,而是与古蜀王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它们既是当时的统治阶层财富、身份、地位的实物载体,也是巫师沟通神灵,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的媒介与法器.金沙玉器大多具有礼神、祀神、通神的功用,玉质礼器在祭祀活动中的大量使用体现出金沙社会以神权为主导的原始宗教社会的特性.     

试论早期中国几种装饰神灵形象的组合式玉器——从山西羊舌晋侯墓出土的一件遗玉说起

本文从山西羊舌一座春秋早期晋侯墓出土的一件组合式玉器入手,集中讨论早期中国存在的装饰神灵形象的组合式玉器,将其分为三大类共计六种,认为这三类组合式玉器应起源于良渚文化,后经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过渡,在龙山—二里头时期的山东和中原地区繁荣开来,后为商代所继承和发展,基本覆盖了早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些组合式玉器的寓意,基本是以象形和转喻的思维模式与艺术手法,沿着实物——组合玉器——单件玉器的逻辑,围绕鸟(鹰)崇拜制作出各种大小不同的神物作品,拥有这些神物作品就意味着拥有了通神法力,亦即拥有了统治社会的合法权力。这实际上反映了早期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复杂化的进程,王室贵族阶层就此产生,也反映了早期中国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不断熔炼的进程,政治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才逐渐形成。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颂雅祭祀乐章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颂雅祭祀乐歌作为诗的开端,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很深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祭祀乐歌,它直接地影响到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作为庙堂诗歌,它直接开启了象汉赋、颂、铭等为统治阶层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和宫廷文学。而它的“史诗”叙事性还有浪漫色彩又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说鼎

<正>文明时代之初,一些常用的饮食器具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有的甚至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或者成为国家政权的标志。鼎,一种三足器,可炊可食,在史前时代使用了几千年,是非常普通的饮食器具。可是到了文明时代早期,一般的平民已经无权使用,陶鼎也不行,用鼎成了贵族阶层的特权,他们以地位高低决定用鼎数目的多少。青铜时代鼎已是由青铜铸就的重器,最高级别的贵族——王,要用九鼎祭祀、宾客、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