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怎样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

评论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作具体历史分析。全盘否定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或过高评价国民党政府所谓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不应套用一般原则．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关系缺乏稳定的基础,而这又主要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是亲英美集团,改善中苏关系出于被迫。国家主权问题并没有对中苏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这不是因为主权本身不重要。而是蒋介石并没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蒋介石看来。中苏关系中更重要的无疑是苏联援助、苏联出兵,并且苏联不要支持中共。当这些无法满足时．且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介入成为中国的盟国。中苏关系对蒋介石就失去了应有价值,关系恶化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王世杰关于改进中苏关系意见签呈 (1944年7月10日)

1944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政府重新考虑外交方针,改进中苏关系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该件为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拟具的关于改进中苏关系意见的签呈.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连载一)

近年来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在中苏关系的演进中,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者根据陆续出版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战略考虑、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演进的互动关系、苏联政策的变化的动因以及此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发展核武器在当时背景下,只能争取苏联的援助,苏联向中国提供发展核武器的技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1958年下半年后,随着两国在意识形态、对时代和国际形势以及核武器的态度等问题产生重大分歧,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促使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日后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论题.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

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真正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公布,特别是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史、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研究力量的不断增强,带动了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客观地看,这些成果不仅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人云亦云"的倾向。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     

王世杰关于改进中苏关系意见签呈（1944年7月10日）

1944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政府重新考虑外交方针,改进中苏关系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该件为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拟具的关于改进中苏关系意见的签呈。     

西方视野下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探析——以《中国季刊》为研究视角

中苏关系破裂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从西方视角特别是《中国季刊》所刊发的文章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大多立足于国家利益发展来看待中苏关系问题。因此,他们认为个人因素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意识形态论战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表象,核心问题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其中政治和军事因素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分析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没有分析共同利益对中苏关系的聚合作用,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发展走向的期待等。     

中国收回旅顺海军基地与50年代中苏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是由密切转为恶化的逐渐变化时期,中国收回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苏联外交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试论1949～1959年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1949～1959年的中苏关系,经历了从走向结盟到蜜月合作再到出现公开分歧的发展历程。美国作为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外部因素,其制定的分裂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第一阶段以中国作为主要突破口,通过所谓灵活政策来阻止中苏结盟;到第二阶段仍以中国为主要突破口,通过强硬政策致力于分裂中苏的长远目标;再到第三阶段以苏联为主要突破口,通过软硬分施的策略来推动中苏同盟走向分裂。楔子战略的侧重点和实施手段不尽相同,效果也前后有别。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研讨

1995年,我去莫斯科查阅有关档案期间,多次拜访原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曾交给我三份文件。回国后,我将这三份文件分别呈送给江泽民总书记和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不久,江总书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布置了研讨“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的课题;     

1959年赫鲁晓夫的访美与中苏关系

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关系发展史上一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到美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高调宣扬“和平共处”的缓和外交,力图同美国共治世界,实现世界霸权;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对其所宣扬的外交政策及对世界局势的错误认识感到不满;随后在中国进行的会谈中,中苏双方也没有消除在对美国政策方面的分歧,反而使分歧进一步加深。     

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对外移民

在中国和世界移民史的框架内,从中国的人口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外资的引进和城市化与就业政策等角度,对中外社会经济性质及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保持了极低的对外移民率;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未来中国国际移民与人口比例将比当时欧洲崛起时低得多、“移民峰”的时段也将比欧洲当年的时段短得多。     

毛泽东对苏外交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述论(1949—1965)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1949至1965年,毛泽东在对苏外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破裂,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与苏联控制中国之心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     

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盛顿决策内幕

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对苏实施的“缓和”战略使得华盛顿打出“中国牌”,致力于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而1969年3月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则为美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寻求同中国对话的渠道上,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华沙渠道,即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史实证明:华沙渠道的进展不像华盛顿期望的那样顺利,但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任务: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阐明了不会同苏联合作主宰东亚事务的立场。在华沙渠道完成了既定任务之后,华盛顿又将同北京的联络转为巴基斯坦渠道。     

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1989～1992年中苏(俄)关系简析

1989～1992年是中苏(俄)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包括三个阶段: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1989年);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1991年);建立睦邻友好原则(1992年).在这三个阶段中,"正常化"是核心,它贯穿其间,使三个阶段紧密相连.中苏关系之所以实现"正常化"主要是由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此外,灵活的政策运用在处理"三大障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中苏关系正常化,对后来的中苏(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使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考验,奠定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到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中国外交对国际社会认识与反应的演进

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首先倡导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到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尊重并维护世界多样性,反映的是中国外交正确认识国际社会、充分尊重客观现实、合理应对时代变化的历史进程。实践证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与维护世界多样性的主张,不仅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本质,而且代表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它们既是中国推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     

China's energy security

As the Chinese energy deficit increases at rates equal to or exceeding its economic growth, energy security raises an alarm among its policy-mak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article asks whether China faces any threat to its energy security; and whether China's worldwide quest for energy is a threat to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while China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 in meeting its rising energy demand, its efforts to do so have been primarily domestically focused. In its foreign energy policy, China has behaved like a normal player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 buying as much oil as it can and investing in as many places as it can afford.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country is willing to seek overseas energy supplies at the expense of a peacefu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ts continu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苏联的技术援华推动了现代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 移。50年代初,为更好地协调、管理中苏在科技合作中的各项事宜,成立了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 推动了双方在研究机构、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技术科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培养提高了我国科 研院所、设计机构和企业的技术能力。1956年,在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国制订了十二年 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方向、目标和基本政策,此举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60年代初,随着两国关系的破裂,中苏科技合作中断,因而打乱了我国科技远景规 划的正常实施,造成了中方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