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汉国疆域变迁考

理清十六国诸政权的疆域,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基础。以往学者的研究,对当时匈奴汉国的疆域范围分歧最大,存在的问题也最多。本文逐年考证十六国时期汉国的疆域,以尽可能反映汉国疆域的变迁过程。     

十六国时期南人之北迁及其影响

十六国时期,南人来北的人数较少。他们大多是在东晋末年迫于桓玄、刘裕的政治迫害,主要逃奔到前秦、后赵。这一时期南人的主要贡献是把玄学带到了前秦,促进了关中地区佛教和玄学的结合。     

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万城附近活动的民族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统万城地处纵横交错的交通要道上,北上可以进入蒙古草原,往东即是当时北方的一个政治中心平城,往西、南可以进入河西走廊,南下可以到达长安,因此,无论是南来北往,还是西去东徙的民族不断汇聚于此,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万城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具体而言,南下的主要是与匈奴有关的各种杂胡、丁零(敕勒、高车)、柔然,西南方向来的有氐、羌民族,来自东北的民族有鲜卑与乌桓,还有来自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胡人。     

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的汉化进程

民族融合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北魏统一以前十六国时期的汉化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胡入驻中原的同时,其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开始了封建化。十六国时期民族的汉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甚至为后来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以往人们只注重了这一时期的战争动乱,却对少数民族自身的汉化进程论述甚少。     

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

十六国时期是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并行的时期,但过去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对于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存在着许多误解与偏见。近年来不断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成果的面世,为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情况提供了可能。目前已知至少在其中十二个政权中曾程度不等地流通过铜钱,因此,过去一些认为这一时期的北方基本不使用钱币的观点似需要有所修正。一些政权所铸造的钱币,在其他政权辖区内出现,表示其在扮演境内商品交换媒介的同时,还在跨境贸易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金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货币功能,尤其是大额交易中,但其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各政权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交易中。对于在河西地区流通的外国金银币,目前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尚难于得出肯定的结论,今后应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经营

~~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经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周泓~~     

十六国时期佛教与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等南下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起一批割据政权,战乱连年,民生凋敝,对经济、文化造成严重破壤。伴随着这些政权的兴灭,引起各族民家主动或被动的大规模流动迁徙。这一时朝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其时佛教在中国漠地弘传已有相当基础,这些政权大都优遇僧人．礼佛斋僧,盛建塔寺,组织佛典翻译,支持佛教发展。这样,民族迁徙与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与兴旺,为此後中国佛教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而佛教又成为联结与融合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各少数民族接受汉地先进文化的津梁,从而对於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对於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与巩固作出了贡献。     

十六国时期氐族和鲜卑族教育政策对比研究

本对建立前燕、后燕、南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和建立前秦的氐族的教育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两族统治都十分注重推广儒学教育,但慕容鲜卑的教育政策重上而轻下,受门阀士族制度影响较大;氐族则是重视社会普及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进入统治层的汉人的社会背景不同、统治的儒学水平及社会安定程度不同等。     

论十六国时期辽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辽西地区农业经济的起源及波浪式发展过程,重点阐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建都于龙城的前燕、后燕、北燕3个地方政权,为发展辽西地区农业经济先后采取的一些措施,这不仅使慕容鲜卑由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而且还促进了辽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东晋十六国时期反客为主现象差异解析

东晋与十六国是在历史上民族大迁徙潮流影响下,分别在中国南、北方建立的反客为主政权,虽然同属反客为主现象,但南、北方却是截然不同的局面,北方民族政权林立,南方则相对统一,其差异的出现与当时矛盾的转移、游牧与农耕文明各自的优劣、民族与家族的差异、文明程度以及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民族大迁徙潮流影响下的反客为主现象,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的汉化进程简

民族融合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北魏统一以前十六国时期的汉化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胡入驻中原的同时,其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开始了封建化。十六国时期民族的汉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甚至为后来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以往人们只注重了这一时期的战争动乱,却对少数民族自身的汉化进程论述甚少。     

汉魏十六国时期河陇大族势力的崛起及其在西北边疆开发中的作用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魏至十六国时期几百年来河陇大族势力的形成发展轨迹、崛起原因、历史地位及其崛起的历史意义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充分肯定了河陇大族在晋末十六国时期西北边疆开发中的积极作用。     

试论十六国时期契吴山的地理位置

鄂尔多斯高原环境变迁问题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早在更新世后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沙漠就已经存在,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根据十六国时期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对契吴山的赞美及其他史料, 认为现今是沙漠的地方在先秦甚至是至北魏时期还是水草丰美的草原或森林景观。在这些争论中, 关于契吴山的真实地理位置则成为论述这一问题时的焦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契吴山应在大夏政权都城统万城以北, 而另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 认为契吴山当在云中地区。本文从记载统万城的四种文献的史料来源、铁弗匈奴的族源及赫连夏政权的民族构成、史书中所记统万城当时的城市环境及自然景观三个角度, 论述契吴山及契吴城当在统万城以北。     

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

2003年,对西安市楼阁台遗址进行钻探,发现东西并列的两个小城,及城内的主要道路和部分建筑遗址,并在西小城南墙北侧进行试掘,出土遗物大部分为建筑材料。西小城南墙可能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沿用至北朝时期。东、西小城应是自前赵以来,经前后秦、北朝直至隋初长安城的东西宫城遗址。     

简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

本文把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问题分为三期。汉晋之际,初居敦煌的大族主要独尊儒家文化,他们并未真正信仰佛教;十六国时期,他们在尊奉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开始接受佛教,在思想信仰方面儒释兼行;北朝时期,其佛教信仰有了长足发展,且有压倒儒学之势。这个时期,敦煌大族的思想信仰和文化代表了敦煌宗教文化的发展方向。     

陕西关中出土的西晋十六国时期砖志考述

本文对新发现的四方西晋十六国时期的砖志进行了介绍和考证,并从刻法及字体演变方面进行了探索：结合前人著录和研究,总结了这一时期南北砖志的特点和差异,指出了北朝时期关中地域性书法风格形成的原因。     

魏晋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对待西北民族的主要思想

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和整个北方地区一样经历了一个剧烈的民族互动、融合的过程。期间,民族思想理论纷然杂陈,见仁见智,有些不合时宜,如“徙戎论”,有些思想是传统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提和应用,如对边疆民族的“羁縻”思想和对内迁民族加强管理的思想等,在实践中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本文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论列和评价。     

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十六国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同当时的史官制度和史学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比较有效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它主要体现在以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国史编撰制度的初步确立,以及史官职掌和良史意识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论十六国时期胡人政权速亡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胡人统治者在统治民族本身不够成熟和强大的情况下,普遍实行民族本位、民族压迫和民族防范政策,既埋下了统治力量先天不足的隐患,又加重了民族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二是各政权普遍存在内乱不断的现象,导致自相残杀、自取灭亡和外敌乘虚而入的惨重恶果;三是统治者普遍在政治、生活上极度腐败,重用奸臣,沉迷享乐,不恤民力,穷奢极欲,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统治基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大大削弱了十六国胡人政权自身实力,制约了政权发展壮大,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崩溃和灭亡。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自然环境及自然环境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起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东汉末年以来自然环境变迁是西晋灭亡和十六国割据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全球性寒冷干燥期的出现,我国北方沙漠面积不断扩展,各游牧民族原有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于是纷纷南迁,起着西晋统治集团内乱之际,夺取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