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民族文化渊源初探——兼论与日本古坟时代文化的关系

骑马民族化,把它置于一个考古学化类型来研究,以期揭露古代人类赖以生存的又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近年来世界一些国家的学,对此已有所尝试,并有述披露于世。但是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我国还有待于去开发。之所以有如此局面,在笔看来,是由于人们对游牧或畜牧民族和骑马民族一词的提法不明所致,即在对化性质的界定上,什么是骑马民族化,它与畜牧或游牧民族化有什么区别,今之学术界,尚未给予一个明确的厘定。     

试论"滇"国青铜农具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至公元1世纪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主要分布于云南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古“滇”文化,以其别具一格及鲜明民族特色的青铜器和精湛的铸造工艺著称于世。滇文化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扣饰、贮贝器等,其中大量青铜农具的存在是其青铜文化中一大特色,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多元的青铜文化体系,对于我们认识古滇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赵国王陵及其出土青铜马的若干问题探微

本文从战国赵王陵的实地考察资料入手,通过对其分布方位、周围地理环境变迁及有关文献记载的分析,就墓主人的身分及葬制做了若干考证,并由陵中被盗出土的青铜马,结合有关记载及考古发掘材料,对赵氏先祖与马的历史渊源及赵国的骑马文化作了论述。     

通江县"千佛岩摩崖石刻造像"抢险加固工程竣工

四川省通江县城西的省级物保护单位“千佛岩摩崖石刻造像”,因连年自然灾害频繁,致使2000年夏保护区内发生严重滑坡,造成清末修建遮盖造像一幢200m^2的木结构建筑整体与岩体分离并严重向西倾斜,建筑构件多处脱榫、断裂;岩前3000m^2的堆层出现30～50cm裂缝数道。     

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

云南青铜文化是一个具有独特特性的地域文化,它是构成中华灿烂青铜文明的一部份。其依区域而呈现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以环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构成滇类型;以洱海周遭地区的青铜文化构成洱海类型;以滇西边地的青铜文化构成滇边类型;以滇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构成的红河类型。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表明,其青铜文明渊源有自,是在本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周邻四川、广西等地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并对越南北部青铜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

云南青铜文化时代,从商末周初以迄西汉,历时约千年。由于边疆地理位置的限制,云南青铜文化的发展较之中原青铜文化,相对滞后。其间,也经历了初创期、繁荣期、鼎盛期,形成了年代早晚渊源有序,区系类型自成一体的体系。其多姿多彩的青铜器类,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既充分展现了其青铜文化的地域性,又折射出其文化来源的多元性。     

唐长安醴泉寺遗址出土的鎏金铜造像

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安西郊桃园地区,即原西安民用飞机场跑道北侧,基建时发现一批鎏金铜造像,后经考查得知出土物原在坑内,坑直径达1米左右。铜造像距地面1米多深散乱堆放。遗物现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经整理,将选部分予以介绍。     

浅析商周时期江南区域文化的独立性——以宁镇地区青铜文化为例

江南地区的商周时期文化与先周青铜文化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本地区的青铜文化不仅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相当高的水平,且与先周乃至于西周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江南宁镇地区是一个区域文化相对独立与发达的地区,同时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文化有相当的交流。如这一地区这一时期有政权存在的话,则可将之视为一独立的方国。     

略论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

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发现较多。本文通过类型学分析,将海岱地区青铜鼎分为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青铜鼎又有形制和分布区域的差别。西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鼎的发展和流变格局,经历了一个从与中原周文化趋同到相异的过程,同时也是殷商文化消退和复归的过程,并可看作是西周时期海岱地区政治文化格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介绍几件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

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古兵器,是北方民族青铜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少数民族地区,覆盖地域辽阔,化内涵丰富,纹饰造型独特。我收藏的几件带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约属于商后期到战国时期这个范围,现简要介绍如下：     

围绕"三个代表"全面加强民族地区党的建设

江泽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面向新世纪的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形势下,如何切实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加强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对于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的考古学考察

湖北江陵纪南城为楚国都城,在该城址周边楚墓中出土了约13件青铜"越式鼎",时代始于战国中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这批墓葬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显示其葬制以楚文化特征为主,但部分墓葬随葬品的越式风格浓郁。通过综合研究,本文认为此为楚化的越人或其后裔墓葬,他们在楚国的社会生活中担当着较为重要的角色。这批楚化的越人可能在楚国军队之中担任军士,或以巫觋身份参与了当地的祭祀等宗教活动,并有着与楚人彼此认同的宇宙观、灵魂观和祭祀习俗。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元楚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越文化在楚文化构建中的特殊地位。     

东周时期岭南地区青铜礼器的价值和意义

《东周时期岭南地区青铜礼器的价值和意义》一文考证论述了出土于两广地区(广西、广东)青铜时代晚期大型墓葬的器皿、甬钟等青铜礼器。这些器物,绘出了各种青铜工艺制作的绚丽彩图,它们包括:1.黄河流域周代列国与长江流域尤其是楚国的青铜器物;2.与周室有联系的颇具地方青铜文化特征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诸国的青铜器物;3.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器物;4.岭南当地青铜铸造作坊的器物。对出土于广西恭城秧家,广东肇庆松山大墓的一些青铜器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查阅核对了它们的器物图录,揭示了当地青铜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概貌。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的器物与当地铸造的青铜器皿中,挑选了一些与当地陶器在功能意义上相仿,并折射了周代礼仪制度的礼器组合的青铜器物来加以论述。青铜器物和陶器制品的使用惯例与礼仪庆典颇有关联。在文化移入、融合、发展的历史记载中,从周朝皇室中心区输入的青铜礼器,对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当地富豪贵族把占有使用青铜礼器视为操纵权势和标榜威望的象征,这一主要特征亦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印证:即当地铸造的青铜甬钟,并非像北方那样用于音乐演奏,而是出于豪门对权势的贪婪,刻意对北方输入器物加以改制,至使其物丧失了原型原貌,曾有专家认为,为了炫耀岭南当地名流富豪的社会地位与权势声望,他们竭力采用与此相应的青铜工艺铸品的改制措施和当地青铜作坊的仿铸技艺。此种探析,窥视了岭南地区在秦汉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地方文化历史发展的运行轨迹。     

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皖南商周青铜器》评介

安徽所辖的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黄山、宣城六市,习惯上称作皖南地区,也即长江安徽段以南地区.从考古调查和发现来看,这一地区商周时期大规模开采铜、冶炼铜和铸造青铜器,成为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出土商周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     

司母戊鼎是最大的青铜鼎吗？

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32公斤（曾经的测量数据为875公斤）,它的体量与气势,在目前考古发现的完形青铜器中,无有出其右者。不过当我们说它是目前世界上考古发现最大的青铜器的时候,首先必须把“最大”和“最重”明确区别开来,然后还可以再追问一些更有趣的问题。     

造像的谛义——藏传佛教造像的笔记之六

菩萨菩萨,源于梵文菩提萨(土垂)的简略,其中菩提是“觉”,萨(土垂)指的是众生,所以意译有“觉有情”、“道众生”多种,在大乘佛教中是仅次于佛的第二类尊神。佛教认为,菩萨以修持大乘六度,即通过六种方     

佛、道造像碑师匠题名、位序的探讨与"北地样式"的初步研究

佛、道造像碑是五、六世纪时期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遗存。长期以来,对于它的研究多限定在宗教性质、民族融合、历史价值以及整体图像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而通过题名、位序规律对雕凿图像的像师、工匠等相关人物的居里、族属、师承关系等问题进行检索、整理,进而着眼探讨某一地域佛、道造像碑的艺术风格并遵循美术考古学的理念、方法,建构复原某一地域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宗教艺术样式的研究却较为鲜见。因此,本文期望尝试在这一领域内,运用新的理念与方法来作以探索研究。     

玄奘发愿"十俱胝像"考--关于"善业泥"造像的研究

迄今为止 ,在西安出土了各种各样的唐代泥佛像。这些泥佛像是研究唐代长安造像非常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一种依背面的题记而被称为“善业泥”的泥佛像 1。这种“善业泥”多半在西安南郊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周围出土 ,被认为是创建大雁塔的永徽年间 ( 65 0— 65 5 )的作品 2 ,与三藏法师玄奘有密切的关系3。日本古代寺院遗址出土的泥佛像中 ,也有与此很相似的作品。“善业泥”由于被认为是这种作品的原型而受到重视 4。然而 ,以前对这种泥佛像本身几乎没有进行研究 ,所以很有必要对它展开研究5。笔者在本文中围绕这种“善业泥”,通过对作品的整理…     

周代的牺牲、牺尊--兼论山西省博物馆藏"铜牺立人擎盘"

周代铜器中有种似牛非牛、似犀非犀的怪兽,这种怪兽现今一般被称为“牺牲”,典型的例子如山西省博物馆馆藏的“铜牺立人擎盘”(图一)。     

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