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街弹”问题探讨

汉代确有"街弹",并非传抄之"讹"误。"街弹"是汉代官府设在街里的治安组织,其执事人员有街正、街卒,主要职守是"引导"交通、"训化"街中违法之民。类似后世的警察。"街弹"与"正弹"或"正卫弹"的性质、所涉内容、组织结构及其功能等有别,二者不可混同。     

济南运署街汉代铁工场遗址的相关问题探讨

为探讨济南运署街汉代铁工场遗址的性质和冶炼技术,应用X-射线荧光、X-射线衍射、热膨胀测温等方法,对遗址出土的部分遗物进行了相关分析。结合出土实物和测试结果,可以推断运署街遗址是汉代一处兼有冶炼和铸造的铁作坊。陶范、耐火砖、铁渣及矿石原料等冶铸遗物的分析指出,当时的矿石分选、加工、冶炼、铸造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冶铁业的工艺水平。     

《方言》双音词探析

扬雄所撰《方言》,不仅是汉语方言学的一部开山之作,而且是研究古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很有价值的训诂专书。这是因为《方言》里除有周代记录的古方言之外,还有作者在当时“孝廉卫卒”当中亲自调查笔录的西汉方言。这部训诂专书既然是以汉代口头语为调研对象,自然保存了当...     

论汉代的分户析产

《二年律令.户律》记载的“名田宅制”是西汉初年真实推行的土地制度,尽管实行之初就存在地域性差异,尤其到吕后二年修订时已经不能保证按制名有足额的田宅,但在大多数地区普通民户占有百亩左右的土地是完全可能的。大规模的名田宅结束后,不断“别为户者”的田宅需求仅靠政府的直接授田已经无法满足,作为民间的自我处理机制一般是采用“分户析产”的形式。汉代的农民家庭以核心家庭占支配地位,个体小家庭始终是当时家庭形态的主流,说明分户析产是农民处分家庭人口和财产的最基本形式。汉代的分户析产可以分为如下类型:家富子壮出分型、先令券书型、户后推财型、兄弟分财异居型以及妇女为户析产型。分户析产导致小农经济的经营规模不断萎缩,说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蒙受外力冲击时承受力极其有限,还在于其经营规模始终处于一个自我分割的过程之中。由于政府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相对人口过剩的有效处理机制,而当时的生产方式又无法吸纳相对过剩的富余劳动力,使那些“贫无产业”的农民被迫寄食都市,或辗转流徙。     

西北汉简所见汉代边塞漕运

漕运是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重要的物资转输方式之一,一些自然河流及人工修建的渠道为此地的漕运提供了基础条件。参与边塞地区漕运的人员有“将漕”的吏及漕卒,其中负责漕运的官吏多为民政系统与军事系统中的官员如县尉、官佐及候长等;漕卒则多来自从各屯戍机构抽调的省卒。汉代边塞地区的漕运受其军事特性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军事需要下的灵活调配,具体由相应的候官机构和县廷机构负责。这种由中央统一调配、相关机构负责执行的转输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人力物力资源,为这一地区的物资转输提供了基础保障。     

肉酱与豆酱

在日本料理店，当你用筷子夹着薄薄的生鱼片，蘸上一点芥末酱准备放入口中的时候，可能想不到，这种吃法在我国汉代就已经开始流行。汉代的‘脍”即生鱼片，按照当时方法，是一定要沾“芥酱”食用的。     

“汉口第二特别区”五条街名来历

在汉口江岸区,历史上曾经有过五个外国“租界”.租界成为“国中之国”.租界内的街、路名,中国人无权过问,全由“洋人”自定.例如俄租界(1896年6月2日—1925年3月1日)几条主街,叫亚历山大街、玛琳街、列尔宾街、鄂哈街…….当我国收回后,成立汉口市第二特别区,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将街名恢复“中国特色”.由督办沈子良牵头,请了几位“饱学之士”商量一番后,决定将由江边到亚历山大街的五条平行的马路(即今之沿江大道、洞庭街、鄱阳街、胜利街、中山大道)更名为:一德街、两仪街、三教街、四民街、五族街.由于俄租界在五个租界中面积最小,而它两侧的英、法租界,当时又未能收回,所以这五条街都不长.     

汉镜“宜酒”“幸酒”“纵酒”铭文

汉代铜镜铭文中涉及“酒”的文句体现了当时的饮酒风习已经对社会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镜铭所见“宜酒食”“饮澧泉”等表达了汉代日常生活中酒的重要性。“酒如河”“酒而河”希求体现了“酒”的社会需求程度。镜铭中“醉”“酲”“醒”生动体现出饮酒后的生理与心理反应。     

西北联大发掘张骞墓始末

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探险家张骞,系今陕西省城固县人,其卒后归葬故里,墓在今城固县西七里饶家营.墓座北向南,长方形,墓基面积为1.05亩,冢呈覆斗形,长15、宽8、高6米;墓周有翠柏多株,肃穆静谧;墓前约15米处,有汉代石兽二尊,形似“天马”,乡人号曰“石虎”.     

两汉童蒙教育

两汉时期是中国教育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儿童启蒙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都已经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进步。当时,民间儿童教育程序形成了“幼童入小学”、“成童已上人大学”的大体确定的模式。官方对教育的干预也对童蒙教育的进步有促进作用。童蒙教育有向社会其他年龄层次普及的趋向,也值得我们注意。而“小学”逐渐成为专门学科的称谓,也是学术史进程中的重要现象。了解汉代童蒙教育的形态,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教育史、汉代社会史以及汉代儿童的精神生活,都是有益的。     

汉代“市租”考

汉代“市租”考冷鹏飞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交易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主父偃说：“齐临甾十万户,市租千金。”《索隐》注：“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税。”汉代在各都会集市设有“市长”、“市师”、“市啬夫”、“市门卒”（分别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世“胡奴”考

河南方城出土汉画象石有“胡奴门”文字,相关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代史籍有关张骞事迹和应奉事迹的记录中所见“胡奴”称谓。其他有关“胡人”形象的汉画资料,也为说明当时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实证。“胡奴”在汉代以后依然在中原多有遗存。“胡奴”的“奴”,在许多情况下很可能只是一种包容颇宽泛的称呼。其身份并不一定是“奴隶”。《司马法》所见“胡奴车”的“胡奴”,也未必指称“奴隶”。刘赦指出的“胡人名字多以奴为号”的现象,也是讨论“胡奴”问题时应当予以重视的。     

关于上海衡山路旅游街定位的思考

上海衡山路作为一条旅游休闲特色街,已经引起旅游界普遍的关注,得到旅游者的好评。本文从性质定位、文化内涵、形象策划、地理范围、客源结构以及功能作用诸方面,对衡山路旅游街定位作全景式的探讨,把开发衡山路旅游街纳入开发上海都市文化、树立上海都市旅游形象的范畴。     

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简

学界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开始于汉代,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本文在深入研究后,提出这一现象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对此作了细致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董仲舒并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     

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释义

亲族称谓是社会称谓中的重要内容。历代亲族称谓屡有变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亲族称谓形式和内涵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宗族结构和社会关系。张家山汉简的有关内容可以为汉代亲族研究提供资料。如《二年律令》中《贼律》所谓“段大母”．就是体现当时亲族关系的新     

出土简帛文献注释商兑

本文对行前除道仪式中的“五画地”、制作药剂之“卒”法、 秦汉腊祭之期以及“土五光”等注文进行了新的考察，认为“五画地”即“午画地”，是指在地上画纵横交叉的十字形符号；“卒”应读为“焠”，是古代制作药剂的一种方法；秦汉“腊”祭之期不同，以“冬至后三戊”日为腊期是汉代特有；“土五光”即“士伍光”，是除道仪式的施行者，而非画地的行为。     

旧汉口的公共交通

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清代已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大商业城镇.当时全镇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街巷纵横.尽管旧汉口商业繁华,但公共交通却极其落后.直到清末,汉口公共交通以人力、兽力的车轿为主.辛亥革命以前,汉口公共交通以轿子为主.除了官轿和有钱人家的私轿外,民间有出租轿,当时“轿码头”(轿子出租点)及轿行遍布街头、巷口及渡口附近.     

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

东牌楼出土的几枚东汉末年"户籍简"载有"算卒"之语,整理者认为是汉代"算赋之一种";但汉代史籍中均不见"算卒"的固定称谓,此"算卒"当是指"算"(算赋)、"卒"(兵役)两种赋役名目。这几枚"户籍简"与里耶所出秦代户版、走马楼孙吴户籍简的形制、格式均不相同,既非乡户籍,亦非县户籍复本。根据汉代的造籍程序,从其所载内容均为"笃癃""九十复""甲卒"等特定名目看,东牌楼这几枚简应该就是临湘县案比民户的专门簿籍。     

从《养老图》谈汉代养老、抚孤等民政问题

德阳和彭县曾出土被定名为《养老图》的东汉画像砖,反映了汉代的养老制度已涉及社会底层劳动,也体现出汉代民间民政方面的一些特点。两汉正史对社会底层的养老、济鳏、助寡、抚孤、扶贫等情况都有很多记载,本据此简要讨论了汉代的民政状况,分析了当时的民政特点,认为汉代社会底层的民政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比较规范的民政制度,甚至已经法制化,它的实施办法也已经成为一种程序化的模式。     

汉代物价考(二)——以汉简为中心

目前出土的汉代竹简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当时物价方面的史料,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1]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主要还针对其中某一批竹简进行研究,对于汉简中物价资料系统的整理则还比较少见.在此,我们试图通过综合各批竹简中原始资料,尽可能多、并准确的复原当时社会的物价变化情况,以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