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

宋应昌是抗倭战争前期之明朝经略,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高统帅,提督李如松亦受他节制。但他资历浅、经验少。平壤战事期间,他一直在辽东凤凰城筹集粮草,居中调度。他是南兵领袖,李如松是北兵领袖。平壤战后,李如松处事不公,引发明南北兵争斗,而这背后实际上是宋应昌与李如松之争斗。兵部尚书石星与宋应昌、沈惟敬构成明军封贡和谈的主要力量。战事初期,封贡和谈对于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碧蹄馆之役失利后,主战的李如松也改变态度,明、日封贡和谈正式开始,宋、李撤归,但受到多方弹劾,一年后方叙东征之功。宋应昌回乡闲住,直至去世。家居期间,他将东征之相关文书编辑成册,但只突出自己在战场上的作为。故此书中的资料,须与其他相关资料参照、比勘,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箕子与箕子朝鲜是一个历史存在——评今西龙《箕子朝鲜传说考》

近读李健才先生译文日本今西龙的《箕子朝鲜传说考》。此文是今西龙于1922年发表的,文中“认为《史记》、《汉书》等关于箕子朝鲜的记载只是传说,而被后人信以为事实,认为箕子是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实际并不存在,认为箕子并未到过朝鲜,在朝鲜的箕子遗迹及世系家谱等都是后人伪造的,是不可信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对今西龙这篇“奇文”,我们应认真对待,何况它巳流传80多年,谬种流传,很有澄清之必要。     

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日朝外交关系探微——以金应瑞与小西行长的外交活动为中心

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日将小西行长致函明使沈惟敬,请其从中斡旋,帮助朝将金应瑞免于"守节战死"的命运。在这份文书发出之前,小西行长曾将日军行动计划透露给金应瑞,并为朝方策划"舟师把截之计"对付日将加藤清正,希望借由朝鲜之手打击加藤清正以避免战争爆发。在这份文书发出之后,金应瑞向小西行长"漏泄军机"以行"恐胁",又在日军发动进攻时"弃城退阵"以求全活,使自己背负"卖国"、"负国"骂名,但朝鲜国王却出乎意料地极力为他开脱。通过对小西行长这份文书的探微烛隐,可以发现其涵盖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外交隐情,当时的日朝两国存在着一段非同寻常的外交关系。     

万历朝鲜之役前期明军粮饷供应问题探析

"壬辰倭乱"时期(1592—1593年),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率大军入朝抗倭,明军势如破竹,先后收复平壤、开城、王京等地,但粮饷不继一直阻碍着明军的行动。宋应昌在辽东筹备了充足的粮饷,堆放在义州鸭绿江边。战前,朝鲜为了让明军尽快入朝作战,谎称准备了一个月粮饷,实际上其仓储系统早被破坏殆尽,无法提供充足粮饷,因而主要粮饷开支都得依靠明朝支援。朝鲜行政力低下,没能组织起有效的运粮队伍,无法及时足量将明军粮饷运到前线,再加之朝鲜不用白银,亦无市场,导致明军以白银为主要流通媒介的军事后勤体系无法发挥作用。宋应昌以犒师的方法稍微缓解明将士缺粮少食的困境,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随着封贡和谈议起,李如松鉴于粮饷匮乏,最终接受了封贡和谈。     

对《明清史料》中《明朝鲜国王李倧奏表》的点校与解读

通过对《明清史料》中《明朝鲜国王李倧奏表》这段史料的点校与解读,发现其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军事方面,朝鲜作为藩属国,面对边疆奴人进犯宗主国时的反应;对外贸易方面,关于是否取消焰硝贸易的争论;政治方面,册封世子的奏请。这段史料较清楚地呈现出了宗藩之间交流的一些细节,对我们正确的理解宗藩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明末《皇华集》三种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现状

《皇华集》是朝鲜李朝政府为来访的明朝儒使精心排印的诗文唱和集,一方面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迎合、笼络明使,建立政府与明使、朝鲜官员与明使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宣扬朝鲜的仅亚于中原的文化地位,树立朝鲜的正面形象。从倪谦出使朝鲜开始,朝鲜与明朝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对双方的关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皇华集》表现得更像歌舞升平下的中朝关系缩影,通过各种史料与《皇华集》对比,我们能够看到诗酒欢笑下面的樽俎折冲,交织着各种复杂利益冲突的口舌之辨,也有维护各自文化地位的斗酒斗文。     

《明正德皇帝罪己诏》析议

1972年江苏无锡出土一件明正德九年（1514）京本誊黄“诏书”,其前有序文、中有宽恤事宜二十七款,末署“京本誊黄”,加盖“皇帝之宝”,但无题名。此诏书《明武宗实录》和《明史》等官书不见记载,但其对了解明中期宫廷、社会、经济、赋役、民生、刑事、吏治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冯其庸先生《瓜饭楼藏文物录》（下）题此件名为《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冯氏捐献此件名为《正德皇帝罪诏》。本文依据原诏内容并非皇帝“罪己”,参酌以明廷三殿两宫四朝重大火灾后诏书,并以九条史料作旁证,析议其不应作《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似应作《明正德皇帝宽恤诏》。     

朝鲜刊两种龚用卿有关文献考述

龚用卿所作的《使朝鲜录》与所主持的《嘉靖十九年应天府乡试录》在流入半岛后,被朝鲜朝廷各以铜活字印出。前者详记朝鲜迎诏敕之仪,实用价值高;后者的翻刻既能体现朝鲜对明科举文字的关心,也和龚用卿个人与朝鲜间的关系有关。此两种书既是明时期中朝书籍交流的典范,也对当下的登科录、域外汉籍的刊印和流布研究有所助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高的文献价值。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论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

试论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李善洪天启元年,明将毛文龙东渡朝鲜抗（后）金,后驻临朝鲜椴岛（又称皮岛,号东江镇）。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明督师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于双岛。其间毛文龙的活动主要在朝鲜,与朝鲜关系复杂．朝鲜史料对此有很多最直接的记载。《朝鲜王朝实录...     

明代玉河馆门禁及相关问题考述

本文通过对比中朝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考证明代玉河馆对朝鲜使者的门禁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在此基础上,试图探究朝鲜使者与明王朝在玉河馆门禁事件中所持不同态度之背后所反映的双方外交:朝鲜使者多次上书要求解弛玉河馆门禁,除追求物质利益之外,更有重建"礼仪之邦"名号的用意;明王朝虽声称恢复朝鲜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模糊其外交政策实质的官方说辞,实际上并未作出过大的让步。     

韩国藏张树声、丁汝昌、吴兆有致朝鲜王朝官员书信三件笺证

笔于韩国发现张树声、丁汝昌、吴兆有致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官员之书信写本三件,均属韩国国内仅存唯一本,其内容不仅反映上述三人与近代朝鲜的历史关系,更是反映1882年至1885年间中朝关系内幕之珍贵史料。今介绍该三件史料于韩国收藏情况,并进一步考察与该三件史料有关的近代中朝关系史实,以期向国内学界全面介绍上述三件珍贵史料。     

刘鸿训出使朝鲜“贪墨无比”辩

明天启年间,刘鸿训临危受命出使朝鲜,对明朝和朝鲜正常关系的恢复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却记载说,刘鸿训是＂贪墨无比＂的官员。对于这一说法,本文用中、朝两方面的有关史料说明,刘鸿训并非是一个贪墨无比之人,而是一个正直无私、敢于直言、以国计民生为己任的好官。     

万历壬辰战争册封日本国正使李宗城逃离釜山考

李宗城突然逃离釜山事件一直是万历壬辰战争期间的一大谜团,历来史料对其解读均是众说纷纭。而后世史家对其的研究更近于空白。本文通过史料辨析,论证得出李宗城逃离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另外,对于李宗城逃离釜山的意义,学术界也并未予以重视,本文将重点指出,这次逃逸对于日本、明代、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的骗局,乃至整场战役的走向都具有的加速作用。     

民间传说与历史信息——夜郎竹王传说的历史视野分析

在历史上,民间传说是反映历史事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些看似荒诞无稽的民间传说背后,它却生动具体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的历史生活与社会状况。也就是说,一定的民间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与透露着一些真实的历史信息。关于夜郎竹王传说,虽其不可皆真实肯定,但也不能弃之千里。竹王传说的史料记载,对其今人研究和了解夜郎的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从竹王传说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关于夜郎历史文化的哪些历史信息呢,这将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键所在。     

16世纪朝鲜对明朝情报的搜集与应对

朝报的传播功能构成一个"虚拟舞台",这个"舞台"还可以经由封贡关系扩展到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世界。明朝朝报、题本等文书作为有效的信息传递媒介,在两国间构筑出一个"共享"的信息世界。明朝自身的信息生产、传播能力和方式,是这个机制的物质基础。朝鲜君臣通过阅读这些文书,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明朝政治动向,并通过事大礼仪介入明廷的政治博弈,强化本国在明朝中心的东亚秩序中的地位。此外,朝鲜使臣还能主动利用这些文书来影响本国政治,表达政治理想。     

历史上黄海海域的经贸活动与跨国合作机制

本文认为,古代黄海海域的国际贸易活动,不是朝贡贸易因素所致,而是互市制度的结果。不过,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等国间的封贡关系,却为黄海海域事务的跨国合作提供了可靠机制。当时,双方当事国以"咨"文通报的形式,对越境捕鱼和海洋跨国犯罪等行为合作予以禁止与打击。而古代东亚诸国所实施的海难救助制度,不仅援救方对海难者提供义务性援救,而且通过封贡关系途径安全护送他们归国。进入近代以后,清朝与朝鲜之间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将西方的海难方承担救助费用的精神引入到条约。但在执行过程中,清朝方面仍以义务方式援救朝鲜难民,而朝鲜却屡屡发生中国难民被抢甚至被杀的情况;两国的渔业章程也一直搁浅。显然,中韩关系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两国在黄海海域跨国合作机制却因西势东渐而受到损害。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编纂与价值

20世纪30年代,《李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再现晚明东北的历史画卷——评《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

《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是国内一部研究明朝将领李成梁的专著.本书讲述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起落和晚明辽东政局治乱等内容,其时间、空间跨度之大,史料之丰富、翔实,在该领域近几年的研究中实属佼佼者.     

昭质堂本《樊川文集》考论

<樊川文集>常见的版本有日本枫山官库藏宋刊本(景苏园影印)、明翻宋刊本(<四部丛刊>影印)和四库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明刊本为底本,参校宋刊本等,点校出版了<樊川文集>,成为今之通行本.近几年又有学者关注到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以下简称朝鲜夹注本),但这个本子仅有诗歌(且无"别集"部分),虽对阅读通行本<樊川文集>有参考价值,但仍有欠缺.笔者翻阅昭质堂刻本<樊川文集>,发现其中不仅有诗,而且有文,对通行本<樊川文集>有较多的补充.但这个本子只有南京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和福建师大图书馆收藏①,故很少有人关注,<唐集叙录>、<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等书均未著录.今特加以评介,希望对学界研究杜牧诗文和整理<樊川文集>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