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贡献

邵晋涵强调史家著述宗旨。从学术传承关系上阐明史书宗旨,发掘史家的编纂思想;强调私人修史具有别识心裁。邵晋涵的见解,包括他的直笔论和对书法义例的看法,都贯穿到他的修史实践活动中去。     

“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

以权力弥散、政治参与多元为特征的国家治理形态,是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留给中世纪欧洲的一大政治遗产。查理曼的敕令《广训》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政论《宫廷治理》对"训诫"话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现世政教生活原则以"职分"为核心的特别理解,体现了加洛林君主与治下政教精英之间的合作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构成了加洛林"合作政治"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加洛林时代国家治理活动的基督教化,标志着欧洲中古"神权政治"的正式奠基。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部奇异家书——西方学界关于多达《人生指南》研究的启示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即围绕着多达所撰著的《人生指南》一书所展开的持续探讨。该文献对于中世纪史、中世纪文献学以及西方女性史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西方学界对此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历程,并从史料学角度就其对中国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历史研究的一些启发加以阐述。     

《圣伯丁年代记》探微

在法兰克加洛林时代,一批以大年代记为主体的历史著述前后相继,接踵问世,构成了一种独具风格且纵贯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叙事系统。其中《圣伯丁年代记》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它以相当翔实、相对权威和比较丰富的内涵,记述了9世纪中叶前后半个多世纪加洛林王朝,特别是西法兰克的各类重要史事,实为加洛林时代一部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现代史学认识、重构9世纪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关键性史料。西方学界对这部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辨析、解读和研究,其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值得中国学界借鉴,进而推进中国学界对西方中世纪早期的整体认知。     

论皮纸与加洛林时代历史记忆的保存

英语出版界普遍认为加洛林史学的崛起是加洛林法兰克人史学创造力提高改善的结果.本文则拟从书写材料的视角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加洛林法兰克人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皮纸对于他们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皮纸材质的不易腐烂,使得加洛林法兰克人建立在“加洛林文艺复兴”基础之上的史学成果——原创性的史作和誊抄的前代史作能够以较大的数量留传至今.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探析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系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的滥觞,也是当时最为主要的史乘之一。"官方史书"、原创性、引领性以及巨大的影响力是这部史著的主要特征。从其所涵盖的时间、记载的内容和编纂体例等各个方面而言,这部文献无论是对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社会历史加以探究,还是对加洛林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变革予以梳理和考察都是一部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的历史文献。虽然西方学界对此著述业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然仍有继续深入探索的空间。     

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关注世界史研究中的现实问题

历史学自萌生时起,就是一门关注现实的学科,中外皆如此.中国古典史学强调”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西方史学的源端在古代希腊.无论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修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述古喻今,垂训后世,如修昔底德讲:"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古希腊史家戴奥尼西也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     

关于查理·马特改革问题的争论——以保罗·福瑞克尔著《查理·马特时代》为中心的考察

查理·马特以其著名的"采邑改革"被国内学界所熟悉.我们通常认为,查理·马特在任法兰克国家宫相期间,大力发展骑兵部队,没收教会财产,进行采邑分封,并打败了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各路敌对势力,为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种认识与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布伦纳论题"(Brunner thesis)观点基本一致.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布伦纳论题"的批判越来越多,几乎涉及查理·马特改革的各个方面,大有全盘否定之势.不过,由于原始材料缺乏,这些批判大多散见于有关封建制度、骑士、军事、战争、经济等分门别类的研究中,而专门研究查理·马特生平及其改革的著作较少;特别在法国学术界,这种情况尤为明显.①保罗·福瑞克尔(Paul Fouracre)用十余年时间完成的《查理·马特时代》无疑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代表.②保罗通过对教会和修道院材料的解读,并广泛吸纳其他学者的相关成果,较全面地考察了查理·马特及其时代的情况,也集中反映了对"布伦纳论题"的批判.本文以此著为考察核心,围绕与查理·马特改革有关的几项主要内容,对传统和新观点的分歧做些梳理,并提出几点问题,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兴趣和重视.     

评阿方斯·多普施《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正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1868—1953)是20世纪上半叶奥地利社会经济史家、维也纳大学教授,他早期的著作主要关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各个行省的历史,后转向中世纪早期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1912年出版了《加洛林时代的经济发展》(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南朝皇室文学文献考察

中国古代皇室文学,繁荣兴盛者当数中古；而中古皇室文学最优者,一为曹魏,二在南朝.由于年代稍远,流传面相对狭小等等原因,南朝皇室文学著作存在着散失亡佚等诸多问题.本文以《隋书·经籍志》所录文献为基础,参考《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艺文类聚》、《初学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文献,对南朝皇室文学的著述及存佚情况进行疏证与分析.     

早期西方文明历史文献的译介与研究

公元5世纪至9世纪末的500余年,为西方社会演变进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随着匈奴、日耳曼诸部族的大迁徙,西罗马帝国统治的倾覆,蛮族国家建国,法兰克人崛起,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的更替,查理曼帝国建成与分裂,新兴的世俗王权与罗马教权的联盟,基督教世界东西两大教派的分离,穆斯林的扩张,诺曼人南下侵袭,封建制度萌发及形成,"加洛林文艺复兴"等众多历史变故,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巨大变革,并且一种以"基督教一欧罗巴"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文化认同逐步定型;此外,西方社会在同拜占庭帝国、伊斯兰穆斯林世界以及北方诺曼人、东方斯拉夫诸部族等周边地区的交往上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千年之变:一种西欧封建社会解释的兴衰

"千年之变"或"封建变革"是由乔治·杜比率先阐发,经P.图贝尔和P.博纳西等人发展的一种关于西欧封建社会生成与演变的解释模式。这一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封建社会诞生的年代学,将西欧封建变革的关键时期放在公元千年前后到11世纪中期;认为封建制度的产生是加洛林国家解体、公共权力蜕变为领主私人统治权的结果;在封建化造成的暴力和混乱之中,传统的社会关系被重构并形成新的社会阶层。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这种变革论受到多方面的批评,批评者强调千年之变是对当时新的书写文化的误读;千年前后的社会演变不是与加洛林秩序的突然断裂;变革派关于封建混乱的理解,是透过现代政治的棱镜观察中世纪而产生的误解。     

美国政教分离述论

美国世俗政府与宗教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从宗教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来看,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呢？美国民众间存在着３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宗教的利益应大于世俗的利益,宗教的精神作用影响着世俗政策的制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不仅可以不考虑宗教的...     

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

在加洛林时代早期的三部史书《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丕平膏立记》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中,有关丕平称王的历史叙事充满了种种疑团和分歧,这些分歧显示了加洛林王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权利而产生的各种政治诉求。《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的叙事模式,侧重于凸显丕平称王事件中法兰克传统军事和政治仪式的色彩,反映了丕平为巩固王位和新生王朝而试图借助于法兰克政治传统确认其王位及加洛林政权合法性的诉求;《丕平膏立记》对膏立仪式过程的浓墨重彩,反映了丕平去世前后,加洛林王朝内部各势力为争夺王位而试图诉诸宗教神权来确认王位继承合法性的诉求;《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反映了进入承平时代的加洛林王朝美化其家族历史、淡化丕平称王事件的政变色彩、伸张其取代墨洛温王朝之合理性的时代诉求。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批判史馆修史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管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官方属性——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相比较为视角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一部带有官方属性的史书,这在私家史作占主导地位的古代西方颇为罕见,它的出现乃查理曼扶植宫廷文化的结果。在政治立场上,这部史作完全倒向了加洛林王(皇)室,文本内容多为正面宣传查理曼等封建帝王,鲜有总结历史得失之语。《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编纂机制存在着一定官僚组织化的倾向,不过,支撑其编纂的官方组织体系却颇为脆弱,不仅时间短暂,而且史官、史馆、史制的建制皆不完备。     

对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认识——以《唐会要·史馆上》为例

中国史学的发展到了唐朝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转折点,修史制度开始从私人修史向政府或者说是官方修史转变,统治者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变的过程中,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史学对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只是简要的谈谈政治因素如何来影响史馆修史的工作以及其中的部分积极作用.     

略論東漢史學之轉向

史家載筆,貴乎心裁,東漢時期的國史修纂卻由一人撰作轉爲羣體修史。這種修撰方式的轉變對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場產生了巨大影響,史書風貌也因之丕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條附益文獻的相關背景進行考察,探究漢明帝召訓史臣及任命數人同時修史的政治考量,並藉此推尋東漢修史制度轉變的歷史動因,指出這種轉變的史學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