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年：我的贵阳教育情结

正今年我已进入八十老翁之列,回首往事,有十一年是在贵阳度过的,从1946年7月到1957年7月(其中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暂迁重庆)。这十一年正是我在贵阳接受基础教育的时期,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共念过四所学校,贵阳实验小学(即后来的南明小学)、贵阳扶轮小学(即铁路员工子弟学校)、贵阳二中(即今天的贵师大附中)和贵阳六中。这个时期的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6年,家父叶勉之调入湘桂黔铁路局都筑段工程     

《贵阳文史》知识有奖竞赛在农村

本刊讯2009年2月8日,《贵阳文史》杂志在南明区永乐乡举办“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贵阳文史》杂志副总编辑介绍了“知我贵州爱我贵阳”知识有奖竞赛,与培育“多彩贵州文化”的意义。     

回忆在贵阳十五中上学的往事

1969年9月初，我接到贵阳十五中学的入学通知，本来我应该在前一年升入初中的，只因“文革”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延误了一年。     

我的一中生涯

我初中、高中就读于贵阳中学,1950年,贵阳中学与其他学校合并组成贵阳一中,因而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中校友。某日,见《贵阳文史》征集一中校友文稿,遂激起了我中学时代的回忆。 两张毕业证书 从1906年的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到现在的贵阳一中,100多年来,各个阶段的学子对于母校都有自己难忘的记忆。我们这个班（贵阳中学初中第47期,接着是高中第32期）是个春季始业班,1944年3月入学时,学校还疏散在贵阳乌当的后所村;     

我的贵阳情结

离开故乡贵阳旅居香港,已是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星移斗转,我对贵阳的思念却是与日俱增。贵阳和香港虽然相隔万水千山,可我和贵阳之间,却有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贵阳永远在我心中。 我的父亲孙序九先生,原是上海的一位工商界人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母亲从大上海撤离向西转移。一路上颠沛流     

我和普陀路联络站

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我在贵阳文通书局印刷厂当童工。抗战八年的离乱生活送走了我的少年时代。我经历了许多苦难和辛酸,心里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意识,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独自苦闷,彷徨。一九四六年,我到贵阳中华中路“老同     

永远光采的出版文化——读《贵阳文通书局》

何长凤教授编著的《贵阳文通书局》一书在我案头已有大半年时间了。封面古朴、版式疏朗、印制精良,我是十分喜欢的。这是由贵州教育出版社梁茂林先生(也是本书的责编)寄赠的。梁先生附了一纸短信,他说：“贵阳文通书局在中国出版史上存在过41年,也曾创造了     

文史情结——忆从读者到主编

我对《贵阳文史》是情有独钟的,从1986年由兴仁武装部转业至今,在贵阳市工商联工作8年,在市政协工作8年,两个单位工作时间整整16年了,在这16年里,我由一个爱好文史、党史学习和研究,分管工商联文史工作到直接担任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和《贵阳文史》这一公开发行刊物的主编,在《贵阳文史》创刊20周年之际,心情无经激动,有许多难忘的往事记在心头,至今记忆犹新。     

编读往来

原上海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原抗敌演剧第九队成员马夫《文史天地》收到了。这份刊物办得不错，有许多重要的革命史料，是前所未闻的。田汉在1944年末、45年初在贵阳时，据我记忆有一个阶段，他和安娥的生活很困难，住在一个用景片隔起来的房间里，墙（布景片）上曾贴着他的一首诗，诗曰“爷有新诗不济（救）贫，贵阳珠米桂为薪，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当时我们队在重庆，我不记得是谁到重庆告知我的，这首诗的内容我印象很深，其他具体情况因我当时不在贵阳就不够了解厂。田汉之子田海男您寄来的《文史天地》杂志收到了。读了您写的…     

老贵阳的餐馆

正题中老贵阳,指的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贵阳。我生于此长于此,对当时的贵阳还有印象。在那个物质生活条件相当匮乏的年代,人们对"吃"特别在乎,作为少年儿童的我,自然对"吃"的印象较其他方面深刻。50年代,学龄前的我没有条件去认识餐馆,只依稀记得曾在家长带领下,到一个大饭店参加某位长辈的婚宴,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进餐厅,贵阳话叫"开洋荤"。我记得饭店内有个大水池,养着不少大鱼,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几斤重的活鱼。稍懂事后问父亲,才知道这是贵阳有名的贵阳饭店(位于喷水池)。至今还在,只是面目全非了。     

王和叔编辑的中小学课本

王和叔名宗彝，是民国年间贵州省立模范小学的校长，并在省城各中学兼课，是贵阳清末民国年间的知名教师。在其担任模范小学校长期间，治校有方，能带领学生进行工艺劳作，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使学校成为当时的知名学校。我国的近代学制，始于１８９８年以后，在清末民初，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但与西方比较起来，仍处在肇始阶段，其学制、课程、教材均尚不尽完善。民国年间、学校使用的课本仍然不多，贵阳尤其如此。因此，贵阳的学校除使用外地课本外，教员常使用自编的教材进行授课。王和叔先生就是地方性教材的积极编辑者。我在编纂《贵阳…     

抗日救亡中贵州“八一三”事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一九三六年二月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主要发动全民抗战,开展各种救亡活动。而“民先”贵阳地方队部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贵阳地方队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七月的短短三个月中,在贵阳开展了形式我样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些活动受到贵阳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却引起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内以陈惕庐为首的特务分子的仇视,加紧了镇压贵阳“民先”队部的步伐。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

现在,60年过去了。我和老伴走在贵阳的大街小巷．眼见从前满目疮痍的贵阳如今一切欣欣向荣,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街头浮世绘

正100个贵阳人心中,就有100个贵阳浮世绘。一座城市,一方水土,绵延时光,纷纷的尘埃落定。原来似乎不曾收入心底的细枝末节,而今却显明晰,那样刻骨而铭心。现实的繁华,却显陌生。我十二三岁那些年,脚蹬草鞋,无忧无虑,没日没夜穿行在贵阳大街小巷。草鞋的底部早已磨穿,脚掌、脚跟与贵阳土地亲密接触。我随了姐姐住在城南会文巷,这是一条再细小不过的民巷,是贵阳肌体里密密麻麻的毛细血     

怀念熊蕴竹同志

熊蕴竹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1968年6月熊蕴竹同志被迫害致死,虽已过去20年,但回忆40前我与她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以及解放后多次在北京相见,她那热情和亲切待人的形象,使我深深地怀念着她。1939年,我在贵阳参加读新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营的书店)工作,熊蕴竹同志在贵阳     

难忘朱厚锟教授

虽然我没有在朱厚锟先生任校长的贵阳师范学校上过学,也未曾在大学课堂上听过朱先生讲课,但朱先生却是较长期对我有着重要影响的师尊之一。我永远忘不了朱先生。 1949年3至6月,我在贵阳师范学院教授会主办的“大学升学预备班”学习。6月尾,我们“预备班”的同学被允许与“先修班”的同学一起参加了提升考试,我的成绩上了提升贵阳师院本科的线,被提前录取为师院国文系(解放后改称“中文系”)的学生。当时     

我与徐悲鸿先生的一段交往

抗战期间,我是贵阳百货业工会委员,在贵阳经营百货商店。由于喜欢书画,店里经营有宣纸、笔墨、古玩、字画。亦给人代销字画。我原知道徐悲鸿,收集有他书画印刷品。听说徐悲鸿从桂林来贵阳,我就到中国旅行社贵阳招待所去会见他。我们见面后,徐先生谈起要在贵阳搞画展,我立刻对他说我能帮助联系展厅等事情,徐先生很高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画展在中华南路师范小学礼堂举行,徐先生展出了《八百壮士》、《川人汲水》（表现重庆人挑水辛苦状）、马、喜鹊、鸡、人象等画。我很喜欢徐先生的画,亦佩服他的为人,就捧场定了他的“狮子”、…     

《贵阳日报》1958年创刊回忆

<正>我是在1958年5月从贵阳八中语文教师的工作岗位上调到《贵阳日报》社的。那时报社刚刚开办,在法院街一个小院落里。我去的时候已有一些同志在那里,摆谈起来,大都是半路出家,没有办过报的。不过先来的在《贵州日报》社学习了几天,而     

贵阳卫校校史上的五个“六”

正2013年初冬的一天,我到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参加《贵阳政区大典》编委会召开的编辑工作会议。置身于宽敞优美的新校区,看着一幢幢现代风格的教学、科研大楼和学生公寓,不由想起我的母校即这所学校的前身——贵阳卫生学校。之后,我特意到位于贵阳次南门外花溪大道北段19号的贵阳卫校故地重游,所见已是面目全非,我读书期间的教学楼、实验室、礼堂、宿舍、篮球     

负责“纪念塔”建设的杜肇华将军

“我未能带回他们的片甲，但我带回了他们的英魂，耍让他们在家乡得到安息；让他们得到亲人和家乡父老的祭奠。” 纪念塔系1941年4月在贵阳建立的“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负责修建纪念碑事务的是杜肇华。杜肇华，字福昌（1897-1952），1897年8月27日生于今遵义县养龙站旧寨坝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