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字”之祸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顶峰。统治者为了树立其专制统治的淫威,更好的控制士人,屡次兴起文字狱。明初,文字之祸大都与朱元璋本人的忌讳有关,这实际上是文化程度较低的皇帝对文臣心存疑虑。随着明朝政权的巩固,文字狱大体停止下来。明初的文字狱缩小了五朝的统治基础,也限制了学术的发展。     

清代苏籍官民以文解狱述略

文字狱虽非自清代始,然文字狱叠现蜂起,规模浩巨,制裁残酷暴烈,至清代确实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康雍乾三朝,史称盛世,然文字之狱大兴,空前绝后,朝廷官吏,丈人墨客,稍不留意,即被文字之祸。雍正在位13年,就发生文字狱70余起。乾隆执政60载,号称文治,而较大的文字狱就有130余起。乾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胡风之女张晓风访谈录(连载三)

可怕的株连许:解读您父亲的文艺思想,我们知道他一直强调反封建的重要性,更多的人是到“文革”结束后才认识到反封建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许多学者对胡风事件的定位就是建国后第一桩重大的文字狱,其株连之广泛、迫害之酷烈、手段之卑劣,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对封建时代文字狱比较隔膜的当代中国人来讲,胡风事件正是他们理解文字狱这一历史现象的最切近的样本,许多手法、方式都是有共性的,只不过胡风事件裹上了一层冠冕堂皇的“革命”的外衣罢了。     

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     

关于清代广东书禁

清代广东书禁的历史背景 文字狱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一种“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文字狱,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实行思想文化禁锢,实行愚民政策,压制反抗力量,以巩固其反动封建统治。一般人认为,文字狱始于秦始皇。其实早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周宣王时期,就已经“发明”了这一历久不衰的手法,打击、压制知识分子。以后各代或多或少均有“效法”,     

关于《物不迁论》

僧肇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特点。“他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正象王弼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一样重要”犤1犦。“所作《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及《般若无知论》三论,融会中印之义理,于体用问题有深切之证知,而以极优美极有力之文字表达其义,故为中华哲学文字最有价值之著作也”。“其所著诸论中,当以《物不迁论》为最重要”犤2犦。《物不迁论》是僧肇在姚秦弘始十一年(409)之后,继《不真空论》的又一部重要著作,着重论述事物的“动静”问题,是僧肇在《不真空论…     

《清朝文字狱》出版

文字狱古已有之,但在中国古代,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当以清朝为最。而清朝文字狱的档案资料又极其丰富,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字狱最有科学研究的可能,也最具科学研究的价值。     

丁野鹤续书案始末

清代的文字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案件之多,株连之广,杀戮之惨,都是空前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特例,文字狱也不例外,丁野鹤续书案就是清代众多文字狱中特殊的一例,此案不但过程曲折,结局更出人意料:主犯无罪释放且没牵连任何人。说及该案。还得从《金瓶梅》说起。每有佳作出,续作便随之蜂拥而起,这是明清文坛上特有的现象。而续作往往故事离奇,文采黯然,多不为世人所重。惟《金瓶梅》续书中     

《四库全书》与文字狱

乾隆中叶,清王朝的统治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入鼎盛。《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朝文比事业繁荣的突出标志。全书共收录图书3457种,79070眷①,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历史文献,被誉为“我国图书之最”。然而编纂期间,清统治者借查办禁书之机烧毁了大量所谓违禁书籍,总数几与《四库全书》相河。清统治者为达到彻底销毁禁书之目的,还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②。尤其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1777－1782）之间,形成清朝文字狱空前绝后的高峰③。本文主要就这五年内与编纂《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的文字狱案进行具体分析,力求以…     

话说清嘉庆版《临桂县志》

临桂县历史悠久,名人荟萃,有“桂郡首邑”之称.但临桂纂修首志的时间比邻县都晚,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是临桂修志难度大、文字狱令人心有余悸、修志人才难觅和明代及清代的康乾年间临桂并非太平盛世等.     

不能为了活命而说假话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当政时期,司徒崔浩（？-450,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军事谋略家）奉旨率领众位史官编修国史,太子的老师、中书侍郎高允也参加了国史的编辑工作.因为这些史官把北魏朝廷的许多丑事都不加避讳地写在了史书上,还把这些文字刻在了石碑上,所以惹怒了皇族人员,他们认为给皇族丢了面子,就向太武帝告发,要求太武帝追究崔浩等人的责任.太武帝大怒,便兴起了一场文字狱,下令将参与编写史书的崔浩等人全部逮捕下狱.     

浅析清朝文字狱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缘故而造成的罪案,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而愈演愈烈。清朝的文字狱尤为残酷,是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的工具。满族人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而将文字狱作为清廷加强思想控制的有力手段,这导致清朝的文字狱越来越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其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本文主要论述了文字狱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表现,并分析清朝文字狱产生的深层原因,旨在揭示文字狱是当时封建社会中的必然产物,也是清朝统治者用以镇慑官吏、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     

文字狱花样翻新的雍正帝

文字狱作为皇帝的统治术（其实是镇压术）之一,其起源并不早。古代偶尔有之,真正大兴文字狱,是从明代开始。 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大皇帝,不在大事上下工夫,却对臣下的文字拈过拿错,鸡蛋里寻骨头,然后大做文章,大兴挞伐,闹得许多人人头落地。     

从杀人石到“纪念碑”

人去世以后,如要立墓,大多都要有一方墓碑,镌刻文字,意在垂之久远。显露了写碑文者对死者的敬意与隋感。然而中国古代“墓而不坟”。也就是墓葬地表不竖任何标志。那么“墓碑”又是什么时代出现的呢？     

黄庭坚的笑罪

正大宋是士大夫的天堂,据说。据说大宋祖宗立了祖宗成法,其中一条是:不杀言官。有这一条,后代士人欢喜不尽,相约不逃深山,要跑大宋去;跑到大宋去,只是挨批一二个耳光,被踢三两回腿脚,不会遭遇铡刀砍脖子、子弹穿(腮)帮,老命是无虞的。嗯哪,扑通,扑通,谢主隆恩,深深感谢大宋不杀之恩。说一件诗人黄庭坚案子,这案不好归类文字狱(说大宋有文字狱,会让崇宋派向我掷笔锋),却也跟文字有些关系。神宗翘了辫子,按惯例一要给他修     

论《顾烜钱谱》对中匡钱币学的贡献

中国从司马迁作《史记》而下,史书中往往专门列有“平准书”或“食货志”,其中大都论及当时的货币,但这些都是从货币史、币制史的角度来写的,既不研究各种钱币之选材、重量、形态、制造、纹饰、文字,也不研究货币如何能耐用、怎样可防伪,因此这些并非是钱币学专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更迭。大大小小政权大多推出体现自己政权的钱币,在社会上当时新莽所遗的各种钱币,甚至更早的先秦钱币     

读《老子》札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俞正燮:“名者,文字也.”“古谓文字为名,北朝人犹守此义,屡见于《魏书》(癸巳存稿》卷十二)按:俞以“名”为文字之义在句中一以贯之,固然以曲代全,然以此义释“名可名”中之后一“名”字,义则甚合.“名”为文字,俞氏广引《文子》、《淮南子》、《周礼》、《礼记》诸书证之,言之凿凿,确可信据.     

从古代职业世袭看青铜器中的徽号

在殷周青铜器中,往往有一种徽号,或单个存在,或夹以祖先考妣之名,或缀于铭文前后.这类徽号多见于殷末周初,总数无虑千计,容庚先生称之为“图形文字”.关于这类徽号的性质,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类徽号是以形体表达概念的,不是严格的文字,因为没有固定的读音,不能记录语言;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类徽号都是文字,只是有些字现在还不认识.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窒碍难通之处.若说它不是文字,其中个别成份确是和当时流行的文字一样,如(?)中之(?)中之(?)等,似乎都是有音可读的.若说它就是文字,其中的另一些成份又很难确指为何字,读何音,只是某种形象而已.而且各成份之间并无语法联系,不能成句,愚以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类徽号,从整体上看,是以形象反映概念的.其间的某些“字”,如果处于一个完整的铭文句子中.是有音可读的,但若组在一个徽号中,它     

清宫的风俗习惯

在清末时期,我亲身经历了清宫的有关逢年过节之类一些风俗习惯,这一切都为讨吉利。因此,都离不开封建迷信的小框框。(1)除夕说过节,首先讲一年之末的除夕。在当时,把这一天叫作“大晦日”或叫作“大年三十”。因为它是旧年之终和新年之始,一般家庭对于这个节是很重视的,当然清官中对此也不例外。在除夕这一天的下午,照例都要顶戴花翎、蟒袍补褂地装扮起来,先向天地四方、神佛祖宗上供烧香,还须各如其份地行“一跪三叩”或是“三跪九叩”之礼,然后就是对皇帝、太妃行“辞岁”之礼。皇帝在南府(掌管宫中演戏、行礼奏乐的内部单位)太监奏乐之下跪     

蒙古汗国大朝通宝银钱断代考论

大朝通宝小平钱,有银、铜、铅三种质地,其中银质最为常见。钱面文字楷书直读,大多数素面,也有的背面有各种近似文字的戳记。大朝通宝近年来在内蒙古、甘肃、陕西等省区屡有出土,总数已不下百余枚①。新近发现的大朝通宝都是银钱,其大小重量均不相同,有的外郭不圆且宽细不匀,背郭有的浅而不显。钱文均为楷体,其中“大”、“通”、“宝”三字,近似金代大定通宝钱文。但在字形的工整、深峻方面均相差甚远。由此可见,不同批次发现的“大朝通宝”,均非同时铸造,也非出自同一工匠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