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市镇的历史空间演变与价值研究——以朱家角为例

江南水乡市镇处于水网密布的长三角平原地区,相互关联并形成网状分布的市镇体系,朱家角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借助方志、历史地图与卫星地图的比对,可发现,伴随着棉布业的衰落和米粮业的兴起以及主要航路从南漕港向北漕港转移,朱家角的市镇空间从明代以东市为主,到清代逐渐北移,最后形成放生桥两岸最为繁盛的格局。朱家角的历史空间演变为江南水乡市镇“形成—发展—鼎盛—衰落—新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一处明确的实证,支撑江南水乡市镇“系列遗产”的整体价值。     

福建小三线建设企业布局及其特点刍议

福建小三线建设是国家小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在军事上长期处于战备状态,与其他省份小三线相比,在企业布局上有其特殊性。福建小三线建设企业可分为军工和民用两类,其中军工企业是福建小三线建设的重点。在建设方式上,军工企业以新建、迁建为主,民用企业以迁建为主。基于福建地形地貌、工业基础以及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等因素,福建小三线建设企业呈集中分布于闽西北地区、以南平和三明两市为核心、以交通便利和自然资源丰富为导向、沿河谷分布等特征。小三线建设改善了福建经济区域分布不平衡的状况,充实了经济门类,推动了经济发展,在福建经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福建经济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

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 ,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 ,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 ,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 ,并非单纯的府城工业向外转移 ,而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合理的地域分工。经过这三个世纪的发展 ,到了清代中期 ,城市工业在苏州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苏州的城市变化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道路 ,亦即傅衣凌先生所说的“苏杭型”城市的发展道路     

从地志资料看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市镇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地志资料,对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市镇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清代地志关于市镇的记述很不平衡,市镇的概念和内涵在诸多方志中不一致;市镇并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一般行政区划,也不全是一方的行政中心;市镇包括市集主要表现为一方经济中心地的功能,社会活动是伴生的现象。市镇按集日分配看有三种基本类型,即年集、月集和日集,其具体情形和分布略有不同,地域特征显著。由于地志资料记述较为混杂,在作具体研究中应当澄清和分析,而不可贸然用之。     

明代江南市镇中的"主姓"家族与地域认同——以常熟县为例

15世纪中叶以降,江南开发重心向高乡转移,区域市镇化加速,"主姓市"现象突出。伴随明代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从财富导向向科举导向的转变,一部分市镇"主姓"成功完成向士绅阶层的转型,继续着在权力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并表现出与市镇紧密的关系状态,其地方保护意识与相关行为,影响和反映着市镇的自我认同。晚明各市镇中权势"主姓"的"畛域之见",影响到州县日常的行政管理,甚至一度冲击传统基层区划组织结构。这表明,市镇与其区域内权势大族的关系,对基层地域社会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广东及周边地区骑楼发展的时空过程及动力机制

骑楼作为近代出现的底层有廊道可行人的沿街店屋式建筑,在广东及其周边地区城镇具有广泛影响和地域特征。从地域空间看,骑楼形成了不同的传播圈层,在东南亚一带以及我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台湾等南海沿岸地区广有分布;从时间上看,广东骑楼的发展经历了形成发展到衰弱复兴等七个阶段;从文化方面看,它凝结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元素,成为南中国城镇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典型景观形象。本文通过分析骑楼发展的时空过程,揭示了骑楼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自下而上"的驱动力和"自上而下"的管治力双重作用的结果。     

广西桂林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广西桂林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韩光辉城镇体系是一定地域空间内不同等级规模和职能分工、联系紧密、分布有序的城镇群体。它是在自然、经济、社会、交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历史形成并处在发展中的动态系统。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规划与预测城镇体系未来发展的基础。因...     

铁路与华北内陆地区市镇形态的演变(1905—1937)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交通运输的变革,对市镇形态的演变影响深远。铁路作为近代交通的代表,显然具有这一功能。本文将以1905—1937年间华北地区较为著名的驻马店、漯河、唐山、焦作、石家庄、平地泉等市镇为例,通过考察铁路与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地域结构及外部形态演变间的关联作用,揭示铁路与形态演变之间的规律,并将铁路影响下的华北内陆工商业市镇形态概括为驻马店模式、唐山模式和石家庄模式。     

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试析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由场升县”现象

唐宋之际福建地区辖县数目有了较大增长,其中由场升县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区的场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集中涌现,并在五代、宋初逐渐升格为县;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些县以建州、福州、泉州三地最为集中,并在宋初扩展至福建西南部的汀州。这样的时空分布特点与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人口增长、福建地区的开发顺序与移民的迁移路线,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分立的政治局势均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由场升县"这一历史进程的背后,既体现出唐宋之际朝廷统治权力在福建地区的渐趋深入,也包含了福建本地人士寻求建制升级与中央认可的积极努力;既是一种由上到下的行政调整,也是一种由下到上的倒逼推动,是"官"与"民"互动的结果。     

江南水利、河网与市镇——以菱湖镇及周边地区为中心(9—20世纪)

本文以菱湖镇为中心讨论了江南水乡市镇大型聚落在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态演化的空间过程。菱湖镇的发展依托于唐末在此修筑的凌波塘;宋元时期,菱湖镇处于江南运河河网的枢纽,移民逐渐增多;明代以来,菱湖地区的水系逐渐被分割,形成局部河网;清初杨树坝修筑之后,菱湖镇的河网向死水化方向发展,民国时期在此河网基础上形成镇中固定的街市;明清时期菱湖镇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经营以桑基鱼塘模式为主,形成了高度破碎化的河网,周边地区桑基鱼塘农业经济的发展依托菱湖镇供应粮食、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蚕丝集中交易市场。     

霍乱与商业社会中的人口死亡——以1919年的黄县为例

1919年的霍乱造成黄县各村落普遍感染和4%的人口死亡率,黄县霍乱的严重流行虽然与天气和县内各地不同的土壤条件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该县发达的商业。黄县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使其北部和中部地区形成不同等级的城市和市镇体系,这种城镇分布特点部分决定了1919年的霍乱传播模式和人口死亡程度,形成除龙口和城关镇以外的各乡镇霍乱死亡率有规则的高低错落分布的特点。在交通不便的南部山区,因该地业已卷入到市场体系当中,故该区亦成为此次霍乱流行的重灾区。总之,以农业为主的县与以商业为主的县在霍乱传播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论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市场中心地分布的差异性

一、两广地区市场中心地分布的差异（一）明清时期岭南西部地区市场中心地分布特点明清时期岭南西部（本文简称为“岭西”）地区的市场中心地是属于外发型 ,即依靠外部力量而形成 ,其中主要是通过岭南东部（本文简称“岭东”）商人促成了岭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 ,岭西市场中心地的分布特点是“无市不趋东”的树状型。岭南西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广西境内,地理环境多以山地、丘陵为主 ,明清时期交通多依赖于西江干支流 ,所以圩镇的分布与河流有着密切联系。西江干支流沿江一带分布有大小不等的平原 ,地势平坦 ,土壤肥沃 ,商品经济发达。大宗…     

清代市镇管理初探

清代经济社区中,市镇处于市场网络的中间层次。无论在全国广大地区传统经济为主、纵向依赖性大于横向依赖性的所谓“机械环境”中,还是在少数先进地区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领域扩大,社会分工发达各种专业化组织横向依赖、有机地联成整体而不是机械地累加在一起的所谓“有机环境”中,市镇均起着上层下层、城市乡村、专业化生产区域内部外部纵横联系的枢纽作用。清代市镇兼为商品市场和居民点。大的市镇“民居相接,烟火万家”、“舟揖塞港”、“街道肩摩”、“商贾辐辏”、“百货骈集”、“贡赋财务之接递朝暮不绝”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①…     

关于水乡古镇属性、价值认知的几点启示

正其一,"水乡古镇"究其实质为唐宋元以来尤其明时期崛起的商业性市镇,是介于府、州、县与乡村之间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商业性据点。从市镇的产生来源来看,虽然因素众多,但繁荣的乡村社会经济为其前提和基础,所以多由乡村市场、聚落和交通要道聚落发展而来,如同包伟民等人认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从市镇的功能和经济属性来看,主要     

试析金代中都路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以金代中都路地区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对区域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和空间布局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本文认为,金代是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随着金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都路城市群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同时,金中都地区政治格局的改变、社会经济的进步以及交通格局的改善也使中都路城市群在地域结构上出现新的变化。在空间布局上,区域城市群呈现出以交通道路为骨架,按照河流流域组团分布的格局。     

江西省县域经济差异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构造地带经济、经济区、省区、城市等区域经济的基础。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如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差异扩大、"三农"问题都集中反映在县域尺度上。因此,对县域经济差异进行剖析,揭示差异形成的机理,对县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2000年以来,江西省县域绝对差异呈持续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相对稳定趋势,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县域经济在空间上表现为经济发达型、较发达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交通干线和长江沿线地区;欠发达型和不发达型县市呈不规则的环状分布于经济发达、较发达型县市的外围地区;从整体上来看,江西省各县市的发展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从县市数量上看,呈现出城市规模"金字塔"结构等特征。     

明代广东书院的地域分布

明代广东书院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形成了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四个发展程度不同的书院分布区，其地域分布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学术和民族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华北市镇管理体制的变迁(1902～1937)——以警政、商会、自治为中心

从一定意义上说,华北市镇管理体制变迁始于清末新政时期警政、商会、自治等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其中部分法规及其实践成果在民国时期得到承袭、调整和完善,逐渐成为华北市镇管理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分别形成了以唐山和石家庄、秦皇岛、漯河、泊头、羊角沟、周村等为代表的管理体制变迁模式。华北市镇管理体制在1902~1937年间的变迁,既受到清末新政以来警政、商会、自治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变迁的制约,又受到国家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并对市镇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双重影响。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只有实现制度建设、市镇管理体制变迁与市镇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市镇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制定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沪杭铁路与沿线区域经济变迁（1912—1937）

1909年全线竣工的沪杭铁路,便捷了沪杭两地的交通及经济、人文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往互动,同时,也使铁路沿线市镇货物、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使城乡和区域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对传统市镇格局和民众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浙北的交通区位优势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文化较为活跃的区域,沿线区域的交通、经济、生活方式及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过程,实质上就是该区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现代化铁路对沿线地区经济变迁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