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

作为民间法的乡规民约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乡规民约如何起作用即其权威来源和基础却鲜有研究。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是理解和把握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本文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威来源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乡约组织的宣教引导、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乡村精英的教化授命等角度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及治理条件。     

略论社会秩序构建视域下的乡规民约——以福建的乡规民约为例

正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不仅包括乡村社会之规矩,亦包括民间群体(作坊、商社、民办教育组织、民间慈善团体等)之约定。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乡规民约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天然关系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对婺源县Y村的实证观察

乡村振兴不能回避资本，然而资本下乡会改变乡村内部治理结构，如何善用资本以实现乡村善治成为一个难题。文章以江西省婺源县Y村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深度剖析资本介入后村庄治理主体的关系转换和资本运行的内在机制，并揭示资本介入后乡村善治面临的难题。文章认为，市场资本介入乡村重构了空间生产主体，并倾向于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空间形态。新空间形态进一步形成了新社会关系网络，新社会关系网络在市场资本的助推下稳固，并逐步将村民主体排挤出村庄，导致资本下乡后空间非正义等问题凸显。未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发挥资本的触媒作用；维持政府公正性角色，保持乡村空间正义；明确村民主体地位，鼓励村民作为村庄营建的主体；强化集体力量，保持村集体对空间的有效控制权。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乡建运动与新乡贤阶层的崛起

一、乡贤与乡村治理 在古代,王权政治只管到县一级,广大乡村通过自治的方式,以及乡规民约实现有效管理,体现的是宗法制度与儒家思想.传统乡贤社会与乡村治理(自治)主要包括:保甲制度、乡绅、乡约(如北宋吕大钧返乡后与乡民订立《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学、私塾(村塾)、义学、义庄、义仓.     

新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等,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正确地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不断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制度保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的指导、引导、协调和服务功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在维持农村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乡规民约与农村立法的整合研究

市场经济的运行促使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城乡一体化建设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这使得传统的乡规民约在民间的作用逐渐削减。而农村法律与乡规民约的目的均是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并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这种目的的同一性也决定了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整合的方式达到双赢的效果。在分析了乡规民约与农村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两者整合须具备的要素并探讨了整合的过程。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史志功能探析

以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村史志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的村史志是乡村治理专属的文化资源。编修村史志,可培育村民自觉,激发村民自治意识;善用村史志和村规民约,夯实乡村法治基础;挖掘村史志中的多元文化资源,以德治促进乡村和谐。用心编好村史志,充分用好村史志,尊重乡村文化之魂,促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治理体系真正植根于乡村,成为国家治理的稳定基础。     

“国家-社会”视阈下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实践--以八将文化为例

乡村社会因民间信仰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实践行为与结构机制,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各方各面,对社会的善治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玉环市传统的鸡山八将信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融合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优化及辅助乡村治理,超越对民间信仰本身单纯的功能性探索,从信仰仪式的变化关照整个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化,进而探讨八将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借其帮助乡村的有效治理,对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有着迫切的现实功用。     

农民公共精神培育与现代乡村治理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对于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促进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进而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产业发展、环境改善、民主治理,还是乡风文明、共同富裕,都亟需加强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当前农民公共精神缺失使得乡村治理面临挑战,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实现。本文通过总结和分析农民公共精神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提出从核心价值培育、外部制度嵌入、内生动力激发三个方面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     

乡村旅游社区综合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

乡村旅游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板块,其能够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社区在乡村旅游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会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成效,只有开创出适应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的旅游发展模式,方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此,本文先指出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的困境,然后阐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机制类型,最后积极探索乡村旅游社区的治理路径,包括法制体系创建、社区利益共享、社区参与主体优化、居民素质提升、当地资源开发等,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乡村文化视域下乡村道德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乡村道德水平是治理乡村、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我国乡村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在乡村道德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稳步推进乡村道德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乡村振兴中德治建设的困境及实践路径——基于全国24省211村3133位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德治纳入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中,不仅是农民的情感支撑,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乡村德治建设有助于价值体系的重塑,增强新时代乡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村民的自觉参与意识,为乡村振兴集聚人、财、物等发展要素。新发展阶段乡村德治面临建设力度不够、内生动力缺失、成效难以落地等困难,这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新德治宣传力度并加大德治文化供给、挖掘优秀文化的积极因素并重塑乡村德治价值内涵、激发多元德治主体的活力、构建多重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德治的成效,实现乡村道德伦理体系的转变,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以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1949-2019年纵向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研究的显题，研究发展新兴产业的乡村治理对振兴乡村意义重大，但较为匮乏。本研究基于对陕西省袁家村1949—2019年的治理历程的梳理，探讨旅游乡村治理的演变机理以及成功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治理经历“宗族自治”、“寡头他治”两个阶段，良性的治理模式需要内生动力和外生要素的共同作用。②旅游乡村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目标更聚焦于集体发展、机制更追求正义、系统更不稳定。③有效的旅游乡村治理需要构建“集体共治”模式和动态开放的治理系统，注重社区精神的约束力，促进旅游乡村发展健康可持续。     

后脱贫时代生态宜居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化路径

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助推美丽乡村文化以及培育生态治理主体等方面,是乡村生态振兴的核心内容,更是乡村生态治理的丰富内涵。后脱贫时代的生态宜居建设被赋予新的内容要求,同时,具有缓解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压力,衔接生态振兴和脱贫攻坚成果以及进一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创性意义。然而在乡村治理和乡村全面转型的后脱贫时代,乡村生态宜居建设机遇和挑战并存。基于此,有必要从理念构思、资源转化、文化引领、体制保障以及体系健全等方面不断加强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从而进一步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论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乡村治理的理想目标。必须让法治凝聚农村社会共识,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用法治思维促进乡村发展。破除阻碍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既要注重制度自身的完整性、体系化,又要注重制度的更新和发展。规范和完善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使村民参与有序,理事有章,办事有据,走法治化道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朱熹的乡村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在朱熹乡村治理思想中,既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其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质是为中央集权服务,帮助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稳定、加强邻里团结、消弭和化解乡村矛盾、改进乡村治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村级治理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村级治理的目标是实现村庄的善治。村级治理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和各项事务的发展,有助于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有助于推动农村基层管理制度的转型。村级治理评价则是村级治理的风向标和指挥棒,正确认识村级治理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提升村级治理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进入新时代,国内基本矛盾发生改变,振兴乡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已经占据战略发展的重要位置,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是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实践与理论逻辑存在较大的偏差、治理工作比较零碎化、乡村文化异化和治理人才短缺等问题都加大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难度...     

清代山西碑刻中乡规民约的“约”与“罚”

<正>乡规民约是清代山西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民间法,其中,它的核心规则是"约"与"罚"。在对乡村村民规定了种种的"约定、规则"外,还在民约中明确了处罚的规则。而这种"罚"又有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