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船政与台湾海防建设

福建船政在同治五年(1866)创办,有其时代先进性。本文试从加强海防建设方面对福建船政创办的积极意义进行阐述,福建船政局的建立对加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有重要意义,而且福建船政局的设立还有"护商"、"辑盗"等作用,促进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商贸交通,保障海途顺畅,对促进台湾开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福建船政与台湾海防建设

福建船政在同治五年（1866）创为,有其时代先进性。本文试从加强海防建设方面对福建船政创办的积极意义进行阐述,福建船政局的建立对加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有重要意义,而且福建船政局的设立还有“护商”、“辑盗”等作用,促进东南海及台湾的飒交通,保障海途顺畅,对促进台湾开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嘉靖年间的海禁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是统治阶级的传统经济政策,历朝无不用法律强制推行这一政策。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又发展为在对外贸易上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其中以嘉靖年间的海禁最为严厉,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影响较为深远。本文拟从统治阶级运用法律推行海禁的角度进行论述。一统治阶级为什么要实行海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无论是农村中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还是城市中的手工业     

明洪武年间的睦邻外交与海禁

一、睦邻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对外友好关系的发展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面临的是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严峻局面。在政治上急需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以稳定局势,巩固刚刚建立的朱明王朝;在经济上,当务之急是实行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以提供稳固其统治的经济基础;在军事上,则是继续打击元朝的残余势力,以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但是,这些任务的实现,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出于这种需要,朱元璋为明王朝制定了一个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与遐迩相安于无     

陈瑸历史价值的定位

赵尔巽的《清史稿》卷227《陈瑸传》,用很大的篇幅记载了陈瑸的事迹,连横的《台湾通史》卷36《循吏列传》和其它卷多处记述他的政绩,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的省志,漳州、泉州、台湾、雷州、长沙的府志以及古田、台湾、湘潭、海康的县志,更是详细地记载了陈瑸在当地的活动。     

清代前期关于福建台湾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

清代前期出现了一批研究海防地理的著名学者.他们认真总结了明代抗倭海防斗争的经验教训,主张加强岛防,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他们认识到了台湾、澎湖等岛屿对于祖国大陆所起的“屏翰“保护作用和国际海上交通的枢纽地位.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地区的侵略活动,呼吁加强海防.这些认识为清代前期的海防兵力部署和调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康熙年间的盛京内务府商人

盛京内务府商人正式补放于清康熙十年（1671）,作为“皇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来自盛京内务府包衣。这些商人在盛京境内经营各类铺子,并来往于盛京、吉林地区经商,对于活跃周边经济起到一定作用。关于内务府商人研究,以往以北京总管内务府商人为主,且以著名“皇商”为重点。对于盛京内务府商人,因汉文史料有限,尚少专门探讨。本文以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文《黑图档》为基本史料,就康熙朝盛京内务府商人的补放、管理、贸易范围及特点进行了初步考察。     

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

本文论述了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转变及其过程。清政府最初致力于和平统一方略,并为此做出重大让步,但当郑氏集团坚持“照朝鲜例",即将走上“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危险道路后,康熙适时地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武力统一上来,从而保证了台湾的顺利回归。     

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地区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

清康熙年间,两湖不少州县出现了以清田均役为宗旨的土地清丈行动。这些清丈既有算手、弓手、图长、区正等专业组织,亦广泛动员了户长、湾长、地方生员等乡土资源。由于各自立场和观点不同,围绕着清丈活动,官府、地方豪绅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纷争。因此,丈量与否,抑或是以何种方式丈量,更多的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情形下的一种地方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在清丈的州县,一般都进行了丈量册、鱼鳞册、归户册等地籍的编纂,这些赋役册籍构成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实征册的主体,并与朝廷的赋役全书互为表里。     

康熙年间来黔测绘地图的外籍传教士

康熙《皇舆全图》的测绘,是我国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地图学跨进了一个崭新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明朝初年的福建沿海及海防

一洪武初年的福建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统一南北的事业尚未完成,对内对外政策亦须相应制定,因而对远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未及给予应有的重视。洪武初期的福建,明军纪律涣散,官吏贪污腐化,人民流离失所并时而反抗,一片战后的的混乱景象。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军队纪律松弛,军官侈靡     

沈葆桢在台湾的海防经略思想

沈葆桢是中国近代海防事业的实干家。1874年5月,沈葆桢临危受命赴台抗倭,并为巩固台湾海防采取了诸多举措,其海防经略思想可为新时代我国海防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

刘铭传以武将而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其一生之建树重在"事功"而非"理论".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也曾就海防及其相关问题有过全面系统的论说,但其认识水平显然不及同时代之佼佼者.关于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也是在领导抗法保台、建台的过程中逐步加深认识的,并以首任台湾巡抚之地位不遗余力地将其思想主张付诸实践,开创了包括海防在内的台湾近代化新局面.刘铭传加速台湾建设、加强台湾海防的初衷是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不料数年之后,台湾竞因北洋海防的崩溃而落入日本之手.这绝不是刘铭传个人的悲哀,实乃国家民族之大悲剧.     

福建船政局与台湾

清同治五年（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其创办的目的、经营过程中的物资采购、成船的调拨使用、人员往来等,都与台湾有密切关系。考察、探讨这一关系,对加深认识船政的创办、发展、作用和台湾的地位问题有积极意义。以往对此问题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就此作考察和探讨,以就教大家。     

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

明初为安定海疆,在广东南海地区构筑了以卫所为主体的沿岸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吴桂芳、殷正茂、凌云翼等两广总督为平定日趋严重的倭寇、海盗祸乱,逐步变革卫所体制,根据南海要冲港湾等地理及军事形势,先后通过构筑拓林、碣石、南头、北津、白鸽、白沙等“六水寨”,设置南澳副总兵,规划“海陆联防”、“分区防守”体制,形成完整的南海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对明清时期南海地区“东、中、西”三路海防思想的形成以及后世南海海防体系的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国传教士文献所见康熙年间带往中国的器具

法国传教士档案中,有清康熙时期(1662-1722)关于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航行之前被带到或发送到中国物品的数据。安菲特利特号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法国船,分别于1698年和1701年停靠在广州。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识别所提供的物品,本文研究了耶稣会神父洪若(1643-1710)从中国寄给法国的一系列信件,信件列出了可能有利于建立传教士的艺术和科学物品的清单,并注意到发明者、供货商和制造者的签名,说明中法间这种科学和艺术创新的氛围是互动的。     

牡丹社事件与清政府台湾海防政策的转变

牡丹社事件是指由八瑶湾事件所引起的日本出兵侵台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中日之间的外交交锋。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在中日关系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牡丹社事件的发生．促使清政府对台湾海防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福建、台湾与八重山

八重山群岛位于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西南、中国台湾以东大海中。而石垣岛是八重山群岛的中心,其与台湾的距离比其与冲绳本岛的距离要短得多。尤其是八重山的与那国岛在天气晴朗时,站在该岛的西南端可以看得见台湾苏澳港海岸风景。琉球王国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式入贡明朝,而八重山亦于永乐二十二年(1389年)起每年五六月向琉球中山王府纳贡方物。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八重山在发展其特有的岛屿文化过程中,吸取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1997年笔者在琉球大学留学期间前往八重山考察中。     

美国国会图书馆庋藏康熙年间的一幅内蒙古舆图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清代漠南蒙古舆图。这幅舆图主要记载了东跨吴叶尔河,西到宁夏,南靠长城、柳条边,北邻喀尔喀蒙古的清代漠南蒙古诸旗札萨克王公的名号、爵位及其游牧地去长城边口的里数等。本文根据此图记载内容,利用满、蒙、汉文史料进行考证认为此图绘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作为遗留性史料,这幅图对于研究清代蒙古高原历史地理和清代古地图而言意义深远。     

从《令梅治状》看康熙年间的县政

《令梅治状》是广东省广宁县李成林于康熙十三年至十八年（1675一1681）任湖北黄梅县知县的事迹记录,自提为康熙巳未（1681年）中秋日子梅署之慎修序编就。 《令梅治状》是诸如木刻本,页8行,行21字,页中题为“夜告堂”。全书共分2卷,一为《纪略》,二为《详文》。《纪略》是李成林认为在任时所遇到的重大事情,共计28条。《详文》是李成林向上呈送的文书,共14件.该书题印为等文“不羁斋图书印”（因本人未见原本,只是在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查阅到复印本,复印者也没注明于何处所复印,翻阅《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汉籍目录》和《东洋文库所藏汉籍目录》,均未见有此书.因此本人不能对该书版本提出更多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