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无人机监管的制度困境与路径选择探究

近些年来,我国在民用无人机领域呈现着高速发展的势头,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同时也存在着对民用无人机监管存在一定的不足,怎样对其使用以及销售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管,成为了现阶段该领域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主要是针对无人机监管方面的问题以及对无人机飞行的规范,并且对飞行阶段的监管进行有效的强化。     

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20年——以《抗日战争研究》为对象的定量分析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1991—2010年《抗日战争研究》载文进行分析。在研究者方面,论文作者与发文数量分布和洛特卡分布有差异;研究者地域分布、所属机构分布、学术身份分布、年龄分布、核心作者分布呈集中特点;合著不是主要著述方式;发文数量分布不均衡。研究机构发文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少数机构。根据现有资料,对《抗日战争研究》进行简单评价,并指出定量分析的意义与局限。     

关于志稿中几个常见问题的探讨——以《柳州市志》(1991~2005)》续修为例

第二轮修志时限内,柳州市境域面积发生变化,给续修《柳州市志(1991~2005)》带来不小的影响,既要求以下限版图为主溯及上限,又要求面对不同的时段把握好不同范围记述的侧重点。同时,面对资料缺失严重,数据来源不同、资料不连贯等问题,要做好综合记述和逐年罗列资料的取舍。     

公众参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路径选择——以云南大理洱海为个案的研究

当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已开始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环境治理的政策实施与技术应用往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地域社会得以执行,但决定其执行效果的关键却与民众的参与程度密切相关。以大理洱海为例,在厘清公众利用水资源的传统模式与当下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指出促成公众自主参与传统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有效路径在于:尊重民间知识并保障民众利益,即通过协商共议、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民众意愿、社区内部资源管理机制反映到政府决策层面,并以此保障民众公平、合理利用社区自然资源的权益。     

浅谈书稿的修改与编纂——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修订本)为例

书稿质量不高的问题是县级地方志部门的一个突出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地方志工作者应把存在的共性问题揭示出来,不断总结修志经验,纠误补遗,切实提高书稿质量,顺利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要进一步提高县级地方志编纂人员素质;要不断增强工作责任心;主编必须切实负起责任;不能徒有虚名;要倾听多方面的意见;要有纠补意识;要尽量消除部门志的痕迹。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提高书稿质量。     

北京辅仁大学的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以《民俗学志》(1942-1948)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辅仁大学成立了人类学博物馆,随后创办了刊物《民俗学志》,登载民俗学研究相关论文,此外还开展过一系列相关活动,诸如设立民俗学课程与研讨班、宣传动员、实地调查等。这段过去被忽略的重要历史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积极刑法观的检视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刑法修正案(十一)》体现出一定的激进,诚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刑事理论的发展,积极刑法观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如何在积极刑法观视野下坚守刑法谦抑性,防止刑事过度扩张,亦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为避免犯罪泛化,应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对刑法扩张的理性克制,是当下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周启澄与《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的成书——以口述为视角

周启澄,我国著名纺织教育家,纺织史专家。其著作《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是我国纺织史研究奠基之作,在纺织史学界流传甚广,在国际上也颇受好评。这本书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为该书几乎将我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有关纺织史料收录并加以系统地整理、总结。可以说是纺织史的百科全书。而这本书的主要统稿人,周启澄先生,并非历史学家,而是纺织学者。本文以口述史方法重现纺织专家周启澄先生编撰这样一本纺织史的百科全书何以可能,对了解和认识新中国第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提供侧面了解。     

战后自由主义者民族复兴的路径选择(1945—1949)——以自由主义期刊中的中共形象为中心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民族复兴的重要时代机遇,自由主义者以"中间道路"相号召,形成了不同于国共两党的民族复兴的蓝图设计。本文以自由主义政论期刊对中共的评价为切入点,从分析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路线、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现行政策及其政绩三方面展现自由主义期刊中的中共形象,并以此为视角,从一个侧面彰显和印证自由主义者特有的民族复兴的路径选择。     

连云港城市特色与文化意象——以《连云港市志(1984—2005)》为视角

一部志书记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还向世人展示了这个地域、这个城市的特色与文化。本文以《连云港市志(1984—2005)》记载为视角,考察连云港城市20多年的发展变化,探讨这座城市作为开放的海港城市、多样文化的融汇、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山海港城的风貌等特色和文化意蕴内涵,从读者的视角推荐这部志书,既是彰显该志的价值,也是彰显连云港城市的文化魅力。     

漫谈古籍整理的困惑与尴尬(下)——以顾禄《桐桥倚棹录》为例

正(续上期)二、新增、颠倒或脱漏字词之比较古籍文献中字词的新增、颠倒或脱漏,也是比较普遍和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在木刻盛行的古代,雕版的制作远没有现代印刷术那样快速、便捷。词句脱漏的情况,如韩奕《秀野轩图卷》题诗"迢递映芳春"     

唐代丁匠的征发与上役管理——以《赋役令》为中心

丁匠是唐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是力役的主要承担者。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丁匠的具体含义语焉不详,甚或误解,从而影响了对唐代力役制度的理解。得益于天圣《赋役令》大量有关丁匠法律条文的发现与复原,唐代法律中的丁匠的含义因此得以呈现,指的是从事农业、承担普通力役的丁与已成丁并拥有专业技艺的匠。在唐代法令中,政府为征发丁匠设计了一套固定而成熟的程式,包括预算、征召、丁匠赴役三个环节,以保证力役的顺利征发与计划内营缮事务的顺利完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唐代还从法令上对上役丁匠的饮食、休假、医疗、作息时间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以确保合理、有效并可持续地役使丁匠。     

漫谈古籍整理的困惑与尴尬(上)——以顾禄《桐桥倚棹录》为例

正按:顾铁卿《桐桥倚棹录》一书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刻行世以来,流传极少,其刻本因难见于世而难以觅求。长久以来,此书一直藏于私家而不见其所,各公私秘藏中,除顾颉刚外,均不见著录。民国万有文库、新四库等均未能收录此秘本,故而自刊行一百馀世以来,未见其任何影印     

地方综合年鉴条目设置的实践研究——以《连云港年鉴(2019)》工业类目为例

地方综合年鉴的条目设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综述性条目、综合记事条目和单一性条目之间的关系问题。《连云港年鉴(2019)》在条目设置上采用综述性条目+综合记事条目+单一性条目的方式,做到了条目设置上的点、线、面结合,但也存在设置原则贯彻不彻底、综述性条目记述不全面、综合记事条目设置不对等、单一性条目设置不到位的问题。地方综合年鉴在条目设置上,应该采用综述性条目+综合记事条目+单一性条目的方式,同时从不同角度编纂好三种类型的条目,从而实现年鉴内容资料的点线面结合,让年鉴条目的形式更好地服务于内容。     

建国后日本归国华侨的工作与生活——以《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为考察对象

本文以《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一书为中心,结合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20世纪后期从日本归国的华侨留学生在国内工作与生活的情况,希望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国华侨历史与日本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工作有所启示。     

地方志服务“一带一路”的路径探析——以纪录片《美丽西江》为研究范本

一带一路既是经济互通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之路。以纪录片《美丽西江》为个案研究范本,探析地方志服务"一带一路"的路径:充分挖掘地方志资源宝库,加强地方志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注意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用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输出。     

民国时期意大利与中国关系的档案史料——以《陈公博访意报告书》(1938年)为例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民国时期中国与意大利关系中文研究成果与史料刊布的简要总结;第二部分介绍三种重要的中意关系新史料: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并简要说明它们对于中意关系研究的意义;第三部分是根据陈公博访问意大利的报告书来论述抗日战争初期的中意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新档案的发现已为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拓展民国时期中意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谈谈方志“管理”部分的撰写——以二轮《宾县志》基层承编单位上报稿为“箭靶子”

<正>二轮修志以来,本人在审读基层上报稿用以撰写所承担的县志稿时,感觉到方志在管理部份的撰写,是修志工作者难以驾驭的,也是出问题较多的地方之一。为此,真想倾吐些东西,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为"有的放矢",权且选用二轮《宾县志》基层承编单位上报稿的"管理"部份为"箭靶子"吧!"箭靶子"一:《宾县旅游志》之"……1985年9月,县第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二龙山风景区管理的决定》,《决定》中对山林的管理作     

齐普斯童话改写理论的逻辑、路径与意义——以《梦想的斗篷——中国童话》为中心

从历史发展观出发，童话发展史亦是童话的变异史，童话变异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必在改写中才能传承、在变异中才能发展，但童话的改写和变异并非随意妄为，必须遵循童话的传承发展规律。齐普斯童话改写理论以“变形”和“融合”为两种基本路径，兼顾了童话研究的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以及“变”和“不变”两大传统，为学界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和可行的实践路径。以齐普斯编译的《梦想的斗篷——中国童话》为中心，全面分析西方学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功改写民间童话的逻辑、路径与意义，思考其辩证理解和运用西方理论的逻辑线索，有助于构建中国童话改写理论体系，实现中国童话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