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篇划时代文献——读《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32开,文字131页,插图27幅,黑白图版32页136幅。该书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于1983年3月9日、11日、13日分别在日本东京、福冈和大阪三地所作的三次公开演讲的讲演稿。     

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与此类似的题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年可举安志敏[2]、陈星灿[3]和邹衡[4]为例,1988年…     

殊途同归:夏鼐和苏秉琦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形成之比较

目 次 一 夏鼐对"中原中心论"的判断 二苏秉琦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初步形成 三 五批碳十四数据对"中原中心论"的冲击 四 夏鼐和苏秉琦的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最终形成 五 从世界史前考古背景看夏鼐和苏秉琦的贡献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界对于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中原中心论"转变为"多元说"[1].对于这一转变,学术界多强调苏秉琦的贡献,其中公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是其1981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2],而夏鼐对这一研究的贡献目前强调得还不够[3].实际上,早在1977年夏鼐已认识到中国新石器文化起源的多元性[4].而夏鼐最早跳出"中原中心论"的框架,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认定为不同的文化类型的认识,更可追溯到1962年[5].     

苏秉琦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思想发轫过程--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二

苏秉琦在1986年全面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与1985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的召开、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在国内公开发表、晋文化研究会和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等四项学术活动有直接的联系.苏秉琦在1985年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阐明的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发展交往的形式与作用,以及陶寺文化形成的机制与意义,为他后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     

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

1930年至1934年间,夏鼐治学方向经历了三次转向,从社会学转到中国近代史,进而转向考古学。夏鼐早年治学领域的三次转向,对其学术思想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夏鼐治学转向既有时代背景,亦有家族文化、永嘉区域文化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形塑了夏鼐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夏鼐早年治学思想,为其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是其整体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探龙山文化与商周社会文明的关系

关于文明的起源,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历来为史学界同仁所关注。现在,我们一般称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一称谓,从时间上讲,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已故先贤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指出:“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是直接与二里冈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

去年10月初,我应日本考古学协会的邀请,有幸参加了专门讨论稻作农耕起源和传播的静岗大会,并作了题为《中国稻作农耕的起源与展开》的学术讲演①。在那篇讲演中,我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大约70处史前稻谷遗存进行了分析,提出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可能是一个大的农业起源区,其中尤以     

日本学者视角中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述评

建立在准确的发掘资料、可靠的分析技术方法基础之上的“宏大叙事”是考古学家的普遍追求。然而,在组织“宏大叙事”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不同,研究的最终结果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可以列举出的专著就包括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张伯苓与张学良的忘年交

一.一次震撼心灵的讲演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采访的详细报道于12月6日发表在日本《产经新闻》上。12月17日我大陆许多日报均有转载,不须赘述。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     

《华夏文明之源》序

近年来,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一些与文明有关的考古发现接踵而至,许多学者发表文章、讲话或举行座谈,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从而形成了一股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新潮流。李绍连同志所著《华夏文明之源》,就是在这股潮流中产生的一部力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学术界批判了中国文明西方起源的假说而普遍主张本土起源说。那时黄河中游的考古工作做得较多,先后发现的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一系列相关的遗址,使学术界有可能把中国古     

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序

近多年来,王震中同志在中国史前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多有创获,发表了确有创见的一批论文。最近,他在深入探讨文明起源问题所获新成果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我读了稿本后觉得颇有新意,是很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文明起源问题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和研     

南通博物苑有世界上最古的铁炮吗

1974年4月25日,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题为《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的讲演。香港《大公报》在同年5月29日刊登了这篇讲演后,《参考消息》于6月10日、11日摘要转载,讲演的《关于三大发明》这部分,谈到金属炮管起源于中国时,有这样一段话:     

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论华夏文明的形成（上）

中国是世界六大明古国之一，但有关中国明的起源问题，迄今学术界尚无定论，或尚无较为一致的意见。对此，过去一些学认为我国明起源较晚，大约是在商代。例如日本贝冢茂树曾说，中国古代明形成的时代，应在商代前期。也有人说：“小屯殷墟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明，或说便是中国明的诞生”。为此夏鼐先生曾作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小屯殷墟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明，如果这是中国     

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

中国是世界六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迄今学术界尚无定论,或尚无较为一致的意见。对此,过去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文明起源较晚,大约是在商代。例如日本贝冢茂树曾说,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时代,应...     

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主要收获

含山凌家滩遗址的第三次发掘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礼器,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大型祭祀遗迹,为探讨凌家滩文化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

为执行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合作研究的1990年度计划,我与我的同事们来日本工作。我们在福冈、大阪、神户、奈良、京都考察期问,受到有关方面和同行们的热情关照,今天又承泉屋博古馆樋口隆康教授和秋山进午教授安排,使我们有机会与日本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在此,我和我的同事们表示谢意。 我讲演的题目是《辽宁史前考古和辽河文明探源》,重点介绍红山文化最新考古发现及其渊源流向。先作三点说明:     

文化与文明：夏鼐农史三题

夏鼐对稻、粟、小麦、番薯,人类食物的起源;蚕、桑、丝绸人类衣着实物;马、车马坑人类出行工具等作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实践,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关于苏秉琦先生的两件事

2019年10月12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举行。会议以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为契机,诸多学者就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展开交流,其中笔者针对苏先生提出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考古学“中国学派”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已有一批较系统的、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原始材料的积累;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第三,已培养出专业人才队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多元的;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对文明要素的认定要有自己的独特看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需要系统地研究遗迹遗物组合;文字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十分重要。总之,中国文明起源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应当下大力气探索,这也是“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试论中国早期文明的产生——以湖南城头山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为例

城头山遗址作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因发现屈家岭文化城址和大溪文化城墙及汤家岗文化水稻田而著名,号称"中国第一城"。城头山地区文明为本土文化发展起来的原生型文明。作为早期邦国文明,城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经历了农耕聚落—中心聚落—邦国三个阶段。城市(包括礼仪建筑)、文字、服饰(包括玉佩饰)是城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的要素和形成的标准。城头山地区文明向成熟文明发展最后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城头山地区邦国文明的产生是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一种模式,在长江中游乃至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中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中国早期文明经历了一个小国寡民式的邦国文明阶段。     

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产生的缘由和探索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考古学中相继形成了"首次发现小地名法"和"特征命名法"两种主要的文化命名法。至1950年代,因为特征命名法的滥用,尹达、夏鼐等学者不断进行纠正。夏鼐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提出定名的三项原则,此后又写了《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经过尹达、夏鼐等人的不断努力,从1960年代起至今,尽管在考古学文化命名上仍有分歧,但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