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长达25年的骂名

前不久,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纠葛,再次把张维迎推到舆论的中心,各种批评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批评对张维迎来说并不陌生。在他所经历的2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似乎一直走在“总在挨骂”的不归路。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好处时,拿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开骂出气,自然成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过去近30年的改革岁月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课题,不断给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滋养和突破动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场渐进改革的受益者。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他富有战斗精神,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的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而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这种爽直性格和推土机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顽强性格和不妥协的精英姿态,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张的被骂,是傲慢的知识精英与逐渐勃兴的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谁在真正卫护民众的利益,谁又站在人民的对面?如果回望历史深处,我们也许会发现,饱含情绪的雷霆万钧的舆论,以及漠视民意的傲慢的精英气质,同样值得警醒。在社会通向民主、开放、和谐的进程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不需要的,更重要的也许是:冷静、平衡、妥协和包容。我们可能发现,这接连的争吵也许不过是一场误会。这或者是对张维迎另外一种更积极的解读。     

武汉群众文化馆所的变迁

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民众素质,乃振兴中华必由之路.晚清重臣张之洞督鄂时,有鉴于此,他认为欲达此目的,必须从“劝读”入手.因此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武昌兰陵街设立“民众图书馆”和“讲演团”,是为政府创办社会文化机构之首.     

与民意背道而驰

布莱尔当政10年,被英国民众诟病最多的恐怕就是:在国内,他说一不二;但在国际上,他唯美国是从,完全是一副小跟班的形象。当“神童首相”转变为“哈巴狗首相”的时候,布莱尔的仕途也就走到了尽头。因为那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蒋经国治下的台湾省

蒋经国先生是蒋介石的长子,国民党退守台湾省后,他历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职。1978年5月20日,他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后,不少中国台湾民众曾闻声痛哭。迄今为止,在对以往几位中国台湾领导人的民调中,他仍是最受民众肯定的一位。本期影像的供稿者是台湾土生土长的文史工作者,下面我们一起跟他看看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省发生了些什么。     

张继军 新加坡政府为你规划好一切

如果要选一个词来形容我在新加坡移民后的生活,显然是“稳定”。 在这里,政府几乎为你规划好了从出生到死亡一切流程的规则。从小孩上幼儿园,到老人存养老金,从买套房子这样的人生大事,到丢个烟头这样不起眼的小事,政府的‘双调控之手几乎无处不在,事无巨细地照顾着民众生活,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服务者和规划者的角色。     

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

近年来 ,俄罗斯学界和民众中涌现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 2 0 0 3年 3月 5日 ,在斯大林逝世 5 0周年之际 ,这股思潮达到一个高峰。2 0 0 2年 1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即将访问波兰之前接受波兰记者采访 ,应邀回答有关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功过时说道 ,“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 ,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 ,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① 可见 ,俄罗斯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引起了相当层次相当范围的关注。苏联解体以来 ,围绕斯大林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但…     

巴西“零饥饿计划”任重道远

2003年1月10日,上任不久的巴西总统卢拉率领29位内阁部长赴巴西东北部贫困地区视察。巴西卢拉政府“零饥饿计划”开始实施。视察期间,卢拉向当地贫民表示:“即使在<圣经>上也不存在一个人在三四天内不吃饭的事情,在巴西更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作为总统现在不是承诺什么,而是要行动起来”。他要求各个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场“道义和道德革命”。卢拉多次强调,消除饥饿是其执政的首要目标,因为这样一块富饶的土地没有理由剥夺贫困民众的食物。     

“维新政府”大汉奸陈被刺始末

陈在日本扶植的“维新政府”担任外交部长,其汉奸活动引起爱国民众的义愤,而他在政治上的重要影响更使他成为重庆国民党当局必须首先铲除的对象。然而陈老奸巨猾,行动诡秘,戒备森严,要暗杀他谈何容易!本文生动再现了陈被刺的曲折、惊险的一幅幅画面。     

非洲的反政府武装问题

反政府武装问题是非洲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非洲“前民族国家”的“新家长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私利而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福祉,迫使民众寻求家族、部落、宗教集团等的庇护,导致反政府武装兴起并与政府对抗。而经济发展困境、非洲民众与国家在经济关系上的脱节,及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对非洲主动性的扼杀,则滋生出反政府武装兴起与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被边缘化群体的不满情绪,某些突出人物的领导力,以及独特的士兵群体的参与,则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人员、智力与武力支持,使反政府武装具有了强大的破坏力。而“本土性、独立性”的认同则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斗争的合法性理由,并以此赢得部分民众的认可与同情。     

南京政府征询社会制定"五五宪草"和刑法的考察

在起草制定“五五宪草”和1935年刑法的修改过程中,南京政府一定程度的征询了社会的建议并加以采纳,国家和民众在立法问题上形成了一个有助于法律完善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有所区别:起草制定“五五宪草”时主动征询社会建议,1935年刑法修订时被社会舆论推着向前走。     

论明代宝钞行用中的“喜新厌旧”现象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行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厌弃旧钞的现象。此现象是宝钞不同时期主要问题的外在表现。宝钞发行初期,因元末币制大乱给民众留下了旧钞容易被折价的印象,宝钞尚未完全取得民众信任,因此细微的钞样调整就引发了民众拿尚能使用的旧钞来在京行用库倒钞的行为。政府随即广开在外行用库,该措施反而使制度冲突导致的“制度逆变”被暴露,加剧了倒钞现象。宝钞贬值时,商贾为规避处罚,以折价或拒收旧钞的方式来达到收取其他更稳定的通货的目的。宝钞被排挤出市场后,势要之家、铺户、收钞官吏相互勾结,通过拒收旧钞的方式迫使民众纳银。明廷的应对暴露了其在危机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的不足。     

盛世华宴：马王堆文物与汉代饮食

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其实这句话最早出自《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意思是说，粮食是民众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也曾形象地说：“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他认为饮食是理解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和精神内核最重要的切入点。     

山东抗日根据地“双拥”工作探究

拥军优抗、拥政爱民的“双拥”工作,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加强了民众和抗日根据地政府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紧密联系,在抗日根据地由小到大、中共军队从弱到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日伪军为此不断“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在严峻的形势下,抗日根据地的“双拥”工作成为中共与日伪进行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推行“双拥”工作的过程中,党政军民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影响了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和壮大。有鉴于此,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相关政策,对“双拥”工作进行调整和完善,要求根据地的八路军深入群众、尊重根据地政府,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则通过战前动员、战后保障以消弭民众的忧虑,从而构建了党政军民“责任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加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双拥”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五常断言当下中国

两会刚刚闭幕,代表们为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和房地产等饱受民众责骂的领域开出了很多药方,但不同观念互相拉扯,争论激烈。是推动政府承担公共职能,朝福利国家靠拢;还是继续推进产权改革,保证市场自由？事关整个改革路向。张五常又出来说话了。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每一次“姓社姓资”、“向左向右”的大讨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也一次次给中国的市场改革开出药方,药方涉及农业改革、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等方方面面。     

冯玉祥泰山话“寿”

1933年8月,冯玉祥将军因组织察绥抗战失败,怀着愤懑的心情再次移居泰山。当年11月14日是他51岁生日。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参谋长邱山宁仿照泰山北齐金刚经石刻,写了一个隶体的“寿”字送给冯玉祥。冯玉祥沉思片刻,提笔在“寿”字     

场域·身份·功能--浅析由乡村进入都市的西宁"花儿"歌手群体

“花儿”歌手,通俗地讲就是在“花儿”演唱上具有一定的天赋或造诣的人。“花儿”歌手这个概念对于确认“花儿”演唱者的身份是很宽泛、很笼统的。有的人唱花儿只是出于自得其乐与情感宣泄;有的人唱“花儿”则出于职业需要,那是他谋生的手段。如果从演唱者的身份上进行更细致的划分,那么便产生了民众“花儿”歌手与专职“花儿”歌手之别。民众“花儿”歌手,即在某些特定空间、时间里以自娱、会友为目的进行“花儿”演唱的歌手。他们通常是生活在乡村的农民,目前也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民工和极少数市民中的“花儿”爱好者。因此,将民众…     

宋庆龄与鲁迅的友谊

鲁迅一贯“横眉冷对千夫指”,因而获得毛泽东“硬骨头”的赞誉。他对凶狠残暴的当权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怕死亡的威胁,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决不后退一步。在特务暗杀杨杏佛以后,有的同事害怕了,不敢出席杨杏佛的葬礼,鲁迅不但去了,而且出门时连钥匙都没带,以示不准备活着回家的决心。他以他的笔作武器,写了很多文章,痛斥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抨击蒋介石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卖国求荣;揭露某些无行文人和官僚政客的丑恶嘴脸,显露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精神锋芒。他同情民众,关心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心心相印。他积极营救革…     

声音

在学术界耳熟能详的遗址,只是少数人面对、观摩,这是一个文化资源浪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杜金鹏教授道出了大遗址目前面临的尴尬。他说：“大遗址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历史的实物见证,但有些往往不能公开地展示给普通民众。即便是生活在遗址上的居民,甚至也并不知道本遗址的真实面貌,更遑论远离遗址的人们。”     

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该著打破了以往只研究精英而忽视下层民众的传统,转而以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的关系。以“街头文化”作为研究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用“叙事”的方法将读者引入到身临其境的境地,感受成都街头茶馆儿里的舒适与闲暇、街上小商小贩的叫卖声、街道两旁闲聊边织布的普通妇女,还有街上卖艺的热闹。     

赵正军 告赢卫生部的的农民

赵正军觉得自己活得名正言顺,但他并不能满意仅仅“盈利”。很快他开始变为一个给各种行政部门“找麻烦的人”。自2006年开始,他相继提起了四百余件行政诉讼和八百余件行政复议,每件都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