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艾毓英错案改正

艾毓英先生解放前是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代议长。1951年7月,因涉嫌“战犯”而受审,1953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错案得以纠正。1981年7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撤销原判,还历史本来面目。当年,我在武汉市政协负责文史资料编务工作．见证了此案改正的全过程。由于此案改正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北大右派分子改正考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党整风,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很多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了"大鸣大放"。报纸电台每天都有报道。这就引发了素有民主传统的北大学子的积极性,5月19日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北大学子写大字报,开辩论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给共产党、学校当局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对"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建议,对"三害"根源也有所探讨,提出扩大     

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

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中,5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后绝大多数获得平反,仅寥寥数人未得改正。林希翎便是这寥寥数人中的一人,而且是唯一的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得到改正?一、林希翎为何被打成右派     

日据时代台湾民政变革研究——以鸦片改正政策为例

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之后,鸦片问题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殖民统治。驻台总督府为有效管理吸食鸦片人口,采行了鸦片改正政策,但由于鸦片专卖利润巨大等因素,总督府实行了渐进式禁绝的步骤,直到殖民末期才较为彻底根除鸦片。鸦片陋习改正政策稳定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一定程度上禁绝了台湾人民吸食鸦片,却无法掩盖日本罪恶的殖民统治本质。     

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问题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

明治二十年代,以反对明治政府的条约改正案为契机,在日本兴起了一股反对极端欧化政策、主张保持日本国民性的思潮。陆羯南便是这股思潮中一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在其所主持的《日本》等报纸上,陆羯南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了其所宣扬的国民主义的基本主张、宗旨等问题,呼吁日本国民在摄取欧美文明时,应该坚持日本的自主性,有选择地进行西化。     

任仁发的生年应当改正

元代水利专家、画家任仁发的生年,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新元史》只说他"卒年七十三",却未说明何年卒。书中还有一处说到"泰定元年,诏赐银币……以年七十致仕",但未敢肯定泰定元年他就是七十整岁。这给研究任仁发的人带来了困难。幸好1953年在上海青浦县发现了他的墓志,清楚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孙大雨右派问题改正的波折

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是毛泽东于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谈笑间“钦点”了不少右派分子。孙大雨在讲话中被数度提及,次数甚至超过了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毛泽东口中,他或是和别人一起出现,如“是走章伯钧、罗隆基、     

原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及其错案的改正

陈时(1891—1953),字叔澄,湖北省黄陂县陈家中湾人。1907年留学日本,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在日本东京宏文书院、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学习,获法学士学位。1911年春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湖北军政府财政司秘书。次年5月支持其父——晚清进士陈宣恺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父任校长。1917年父死,陈时继任校长,抗战时学校迁往重庆,胜利后迁回武昌原址。武汉解放前夕,参加湖北和平运动。民国时期曾担任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世界教育会议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湖北省议会议员、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和土改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错判刑12年(缓刑2年)。1953年病故于武昌。1984年6月平反。遗著有《政党论》、《南洋游记》等。     

文艺界改正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

我在“复查结论”上签字三天,便被调去中国文联负责落实政策 1978年12月8日上午,我在“右派”复查结论上签字,下午便去看望林默涵,这时他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文联恢复小组(起党组作用)组长,是文联的一把     

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

改正朔、易服色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曹魏的改正朔、易服色正是这一传统在汉晋之间发生变化的重要环节。魏文帝曹丕的改正朔不改历法而定服色、牺牲,奠定了由禅让所建的新王朝跟由革命所建的新王朝的不同的传统,即改历法与改服色可以不同步。此后,魏明帝改正朔恢复了历法和服色、牺牲同步改易的秦汉传统,这也是明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众多措施之一。魏晋禅代后晋袭用曹魏的正朔与服色,则奠定了中古改正朔的另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后的中古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只是限定在跟名分有关的领域内。     

应用“幽默教育”改正儿童的缺点

没有不犯错误的儿童, 如若家长对待儿童的缺点错误总是斥责,可能导致儿童自暴自弃的心理:“让他斥责好了,反正就这样了!”或者是表面服从,实际上根本没有听进去,只是如同耳边风。如果换一种幽默方式或利用幽默形象对儿童进行教育,往往能取得好的效果。例如: 我有一个学生从小喜欢下棋,但赢得输不得,一输就     

市县志风俗篇编纂存在的问题及改正办法

两轮修志以来,许多志书风俗篇编纂存在问题:生产习俗记述的是农业生产,有的记述物候节令,生产习俗应记述农业、商业、手工业一些独特的生产习俗事象;出行习俗记述的是交通工具;饮食习俗多记述的是生活水平或食品制做工艺,应记述各地什么时候食用什么食品;志书风俗篇不记述风尚,而记述的新风尚是一些各类型的好人好事,既不是风尚也不是习俗。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正办法。     

“为右派摘帽子不确”，应为“改正”

本人发表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的《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随想》有两处失误。第39页“柳条沟(沟应为湖)事件”应为“皇姑屯事件”;第42页“八国联军不过万把人而横扫中国如卷席直至火烧圆明园”应删去“直至火烧圆明园”七字。因圆明园是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英法联军所焚。1900年八国联军虽再度抢掠圆明园,     

记和顺祥聪记杂货店

和顺祥信记杂货店,在抗日战争前,是黄陂县城一家享有盛名的老店,是由黄子聪的父亲黄煜陔经营的.黄陂沦陷前夕,举家逃往重庆,日寇投降后又重返故里.返陂后,黄子聪另起炉灶,开办和顺样聪记杂货店.     

漫长的磨难——北大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

1957年“反右”“扩大化”,北京大学许多师生蒙受不白之冤。20多年后,这些人多被改正。我这个不在“另册”之内的“右派”情况特殊,经过42年的磨难,到1999年才得以改正。是北大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大鸣大放”和我们班的大字报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提到肃反时说肃反运动有错误,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还提到高等学校中党委制不一定适合,要改进一下……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     

行走记

<正>闲暇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四处游逛。在有女孩子唱歌的咖啡馆,或者前门某个有诱人广告的甜品店角落,再或是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头巷角。我只是外地的过客,但却觉得,北京更适宜像我这样只是路过的人。因为路过,所以可以有闲暇,安静观察它所有的好,而不是像那些在北京每日挤公交、地铁上班的白领,被它的高速行驶带领着,疲于奔命。     

矫形记

矫形室里铺的地砖像鹅卵石一样光滑。我跟着医生,小心地迈着步子,努力走得很潇洒。我可不愿出洋相,让人觉得我是个傻小子。可医生却一眼也不看我。他停在了一把像沙发床的长椅子旁,对我说: “躺下吧。”我并没有马上躺下。我开始打量这把椅子,打量是为了显出干练。这玩意儿已经有些破旧,中间的一条裂缝让里面的絮物争先恐后地涌出来,像溶化的巧克力里露出的榛子,这让我感到亲切。于是我心安理得地躺了下去。     

照相记

我都想不起来了,我是怎么想着要跑到影楼照写真的。那个地方,是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能去的吗？无数次地从影楼门前经过,看橱窗里那些对着路人巧笑倩兮的双眸,那精致得象瓷人儿的脸庞,虽然只隔着一层玻璃,可却象隔着厚厚的一堵墙似的,不,何止是一堵墙,简直是隔着一个世界呢。她们在世界的那头,我在世界的这头。     

租房记

五六月份,应届毕业生报到的日子,电梯旁又贴满了招租、寻租的单子。去年此时我刚毕业．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单位没有提供宿舍,第一个星期住在附近的宾馆里。父母不远万里飞过来,一周后我搬进了他们帮我找的房子里,宽敞、明亮,离单位很近,除了家具旧点,一切都好。妈妈把房子打扫得很干净,床单、被褥都是全新的。入住的第一天,按家乡的习俗,她还包了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