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员大礼服之礼仪考辨

唐代官员大礼服包括祭服、朝服和公服,各依礼制用于不同场合。然祭服使用范围较小,而朝服、公服礼节繁琐,穿著不便,因而,唐廷虽然制度层面尊从古制,但实际操作中却是屡有调整：初、盛唐时期朝、公服多被祷褶服所取代,后祷褶服渐废,则由常服履行二者职能。这种独特的礼服格局是强大、开放的唐帝国的精神实质的体现,更是南北朝至隋代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及多种文明大交汇的结果。     

玄端:华夏民族的庄严礼服

正玄端服是华夏礼服"衣裳制度(衣分两截,上衣下裳)"的体现。因为玄端是很规范的男子礼服,并且多做朝服和祭服使用,所以古代男子有"朝玄端,夕深衣"之说,正是因为早上的礼仪更郑重。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将服饰分为正装与休闲装。诸如T恤、夹克等休闲装顾名思义是休闲之时所穿,而到了正式场合,人们往往以西装革履的装扮出场,久而久之,这些来自西方的服饰便成为了中国人默认的常、礼服,而我们本民族的服饰却早已被遗忘     

乾隆御用戳纱绣夏朝袍

朝袍是清朝皇帝举行登基、大婚、万寿圣节以及元旦、冬至、祭天、祭地等重大典礼和祭祀活动时所穿的礼服(图一)。这种朝袍由披领、上衣、衣袖、熨褶素接袖(满语称“赫特赫”)、马蹄袖端、腰帷、襞积、衽、裳等组成(图二)。据《钦定大清会典·礼部·皇帝冠服》载:朝服色用明     

明宣德青花瓷器（上）

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宜德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以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器相比,其烧制技术达到了最高峰,成为我国瓷器名品之一。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瓷器：“诸料悉精,青花最贵。”     

清华简祭公与西周祭氏

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所记祭公出自西周时期重要的世族祭氏,本文试从简本《祭公》切入,系统梳理与考辨西周祭氏材料,讨论西周祭氏的若干问题。主要包括:一、祭氏的来源及相关铭文。二、祭公谋父与西周金文中的其他祭氏。三、综合以上论证,排列祭氏世系谱。结果表明,清华简祭氏确系周公之后;第一代祭氏即祭季,官居太史;第二代祭氏有两位祭公,前者与昭王共没于汉水,后者即祭公谋父,他可能是穆王伐东夷某些战争的主帅,对某些东夷氏族进行了战前动员;金文中的祭俗父与伯俗父、师俗父并非同一人。     

西周金文“初吉”之研究

一传统解说难于否定酉周行用朔望月历制,朔与望至关重要。朔称初吉、月吉,或称吉,又叫既死霸（取全是背光面之义,死霸指背光面）,或叫朔月。这种种称名,反映了周人对月相的重视以及朔日在历制中的特殊地位。传统的解说,初吉即朔。《诗·小明》“正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也。《国语·周语》“自今至于初吉”,韦注初吉：二月朔日也。《周礼》“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郑注月吉：每月朔日也。《论语》：“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诗·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唐石经作“朔日辛卯”。《礼记·祭义》“朔月月半,…     

《甲申三百年祭》与延安整风运动

2004年是郭沫若先生发表《甲申三百年祭》60周年。郭沫若写于1944年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反响强烈并对中国革命进程起过积极作用的史论。发生在三百年前风起云涌、江山易帜的甲申之变中的故事,对于抗日战争后期的中国人民和革命政党来说,有什么值得借鉴的东西呢?这正是郭沫若在1944年早春的同一个“甲申年”里,面对历史     

作家鹏喜的汉江情结

《芳草》主编钱鹏喜是以长篇小说《河祭》步人武汉坛的。古人云：“十年磨一剑”,而《河祭》从酝酿到成书经历了20年。正如他自己说：“我胸中磨剑石的凝成,十年复加十年。”《河祭》是1986年动笔,1987年酷暑写出初稿,深秋定稿,翌年被编辑看中,于1989年在《当代作家》第2期全发表。令钱鹏喜惊喜的是书稿发表后,他的一群师长和朋友就为《河祭》召集     

商代的拜祭与御祭

一商代的拜祭二商代的御祭商代崇尚鬼神,祭祀频繁。《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根据殷墟甲骨刻辞的记载,商代的重要祀典除岁祭外,还有拜祭与御祭,二     

明成祖为何遣郑和祭乳母（上）——兼评明成祖的庙号

明成祖遣郑和祭乳母一事,关联太祖、建丈、成祖三朝及郑和下西洋背景,有必要探讨清楚。本文分三点探讨：一、建文“宽政”与“靖难”动因;二、成祖乳母与生母辨略;三、由“太宗”而“成祖”。     

对清代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的再认识

在清代服饰研究及实物辨识过程中,人们一般根据《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等记载清代服饰典制的文献,把八团彩云金龙纹样认定为清代后妃吉服上的专用纹样,并进而以之作为区分清代皇帝和后妃服饰的重要标识。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清代服饰实物、清代宫廷绘画中的服饰图像以及清代文献中相关的记载等直接或间接的资料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这一认识存在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事实上,八团彩云金龙纹并非清代后妃服饰所专有的纹饰。清早期,皇帝也曾穿用过饰八团彩云金龙纹的吉服,这种男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与女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存在着明显相异的形制特征,并有其特有的始创、演变和消失的历史发展过程。     

关于清代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几点看法

通过对故宫现藏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系统排比,结合有关文献研究,作者认为:1、康熙的4幅半身肖像画分别为两幅朝服像的稿本;2、清代帝后朝服像可分为写生像和祭祀像,祭祀像的背景是程式化的,自康熙以后的皇帝服饰,乾隆以后的皇后服饰是写实的,与制度基本吻合,并表现出时代特征,而此前帝后朝服像中的服饰存在着虚构想象的成分;3、康熙《大清会典》记载的服饰形式是康熙青年时期的,雍正《大清会典》记载的则应是康熙晚年和雍正时期的服饰面貌。雍正元年颁布的服饰制度在康熙晚年已经付诸实施。     

清代前期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

奏销制度是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清代的奏销制度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既借鉴、承袭了前朝的某些规章 ,又在新的政策指导规范下有所修改补充。本文在叙述奏销行政组织职能与奏销程序的基础上 ,主要对常规奏销制度和战时奏销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演变做系统探讨 ,以期明了清代前期钱粮奏销的程序和运作特点 ,及制度与政策、财政与吏治的相互关系。     

清帝处理政务的殿字及其内檐装修格局

在明代宫廷建筑制度的基础上,清代宫廷建筑及其内檐装修的规制在清中期逐步确立并成为当时建筑设计的基本出发点。这个规制不仅体现在朝仪、寝居殿宇的形制上,也反映在以勤政段为代表的一些具有综合功能、使用情况复杂的建筑的格局、装修之中。在归纳清代宫殿、园囿中有勤政功能和以勤政殿命名的殿宇的基础上,本文从建筑规格、内檐装修形制两个方面整理并阐述了此类宫廷建筑空间的特征,作者试图藉此探究皇家建筑设计创作的制度和功能内涵。     

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景观地域特征探析

少数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语言文化交流的途径之一,在传统文化的保持和传承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少数民族服饰景观的地域类型、特征及时空变异。认为民族服饰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之一,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中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南明“奸臣”负面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以田仰为例的考察

清代史家深受东林、复社门户成见的影响,在南明史著述中塑造了一批"奸臣"的负面形象。田仰虽有坚持抗清的事迹,但因与马士英关系密切,也被党社人士和后世学者视为奸臣。钱海岳《南明史》沿袭了传统观点,将田仰列入《奸臣传》。部分后世南明史著述为贬斥和丑化"奸臣",存在着不少歪曲史实之处。这些著述对田仰的抗清活动着墨甚少,并杜撰出他的若干负面事迹,使其形象遭到了彻底的奸邪化。     

Mourning During the Tongzhi Regency

The Tongzhi Regency (1861–1875), historiographically mark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s (1644–1912) decline, also saw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olitical alliance between the Han Chinese grand councilors / Hanlin academicians and the Empress Dowagers Ci'an and Cixi, who ruled from behind the curtains with the former's support. The Hanlin academicians gained their high positions partly from their allegiance to the empress dowagers but largely through patron–client networks, which were based on native-place associations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Using the case of Li Hongzao (1820–1897), the chief tutor of the Tongzhi Empero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o him, such networks mattered more than the empress dowagers’ favor and recognition, and that his situation reveals the dynamics of late Qing court politics. In particular, the article focuses on how Li was able to use his appointment as Tongzhi's chief tutor to defy the wishes of the court and mourn his adoptive mother, showing the limits of late Qing imperial power in the realm of Confucian discourse.     

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

从对唐墓志的分析考察可知,唐代妇女信佛者较多,在家修行的妇女占绝对多数,且相当地分奉佛者为孀居妇女。唐代妇女诵读或抄写的佛典主要集中在金刚般若、法华、涅槃、维摩等经上,尤以金融般若、法华两经为最。唐代妇女祟佛原因众多,其中不少孀居妇女、宫人、宦官夫人、无子和不育的妇女多从佛教中寻求精神和情感寄托。唐代妇女祟佛对社会风尚、生死观念和丧葬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