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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跟随蒋介石20年,但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下是张治中的长女对父亲“文革”最后岁月的回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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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24日上午,一架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邮机,从香港飞往广东中山市上空时,突然遇到5架日本战斗机的袭击,机上人员除3人外,全部遇难,死难者中有一位际遇坎坷的金融巨子。毛泽东闻讯,专门为他送了挽联致哀,蒋介石得悉也电唁其家属。他究竟是何许人,值得毛泽东、蒋介石为他惋惜?他,就是身居交通银行董事长和中南银行总经理的胡笔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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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到1975年蒋介石病逝台北,台湾海峡两岸经历了三次危机。
在此期间,海峡两岸秘使频繁往来。蒋方有著名资深记者曹聚仁,台湾当局“立法委员”宋宜山,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毛泽东也派著名爱国人士、国学大师章士钊先生三赴香港,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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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到1949年,孙科与蒋介石共事18年。孙科向来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不满,与其冲突不断,曾与人联名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而蒋介石对“太子”孙科的屡次“犯上作乱”咬牙切齿,却只能在合作与打压中寻求平衡。1949年,蒋介石去台,不但没有通知孙科,还一再阻挠他赴台。孙科只得经印度、希腊赴法国,开始了流亡岁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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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说,对蒋介石,“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对蒋介石的“洗脸”政策已不适用,代之以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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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带上了两位秘书--一位是胡乔木,另一位就是有"护驾赵子龙"之称的陈龙。特殊使命1945年8月,毛泽东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一传开,就像一阵大风刮过了黄土高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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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蒋介石积极准备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即发动内战,以便消灭共产党。中共中央针对此局势,准备以不变应万变。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发表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声明,与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第二天即8月14日,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向延安发来电报,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国是。为了弄清蒋的意图,毛泽东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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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当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饥渴地阅读着那些后来深刻改变中国的“新思想”的时候,只比他大6岁的蒋介石已在广东军政府负责粤军第二支队。其时,蒋介石正在闹情绪,他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擅离职守状态,游离于广州、上海、东京,还有他的老家浙江奉化之间。尽管很受孙中山以及实力派粤系军阀陈炯明的器重,蒋介石却不喜欢广州的气氛,他在日本所学在粤军内无处施展;也不喜欢陈炯明,觉得他迟早会叛变革命。蒋介石希望能稳定两广,然后北伐,不过孙中山并不重视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母亲为南离开了部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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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随着谈判桌上国共双方唇枪舌剑的升级,毛泽东的安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无论怎样云谲波诡,《双十协定》签定后,毛泽东还是安返延安。蒋介石缘何放“虎”归山?请看《重庆谈判后毛泽东安全离渝的内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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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政务次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1949年后还当过“台湾省主席”。1949年1月毛泽东宣布通缉的15名主要战犯中他名列第10。在南开中学,吴国桢曾经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从政后他做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与蒋介石和周恩来有过不一般的交往,由他口述的这些经历内容独特,鲜为人知。[编者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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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历史人物评价分歧最大的,恐怕要数蒋介石了。尊之为千古完人者有之,斥之为独夫民贼的也不少。在台湾,对其评价越来越负面,在大陆,对其评价越来越客观。从1949年赴台湾到1975年逝世,蒋介石在其26年里究竟在思考着什么?他是如何处理国与家的关系的?其死后迟迟未下葬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民国史学者孙宝根从蒋介石赴台后的心迹入手,为我们揭示了晚年蒋介石萦绕脑海的那根统一神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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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此期间,他曾在下榻的“桂园”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民主人士。柳亚子敬赠毛泽东七律一首,同时向他“索句”。几天后,毛泽东便把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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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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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与三位重要人物——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都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他是孙中山的卫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与毛泽东是朋友,做过八路军的“上司”,曾是被中共通缉的“战犯”,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终其一生,卫立煌如同一道难解的谜。其中,辽沈战役时期,卫立煌如何暗中策应中共,葬送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最令人费解。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