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本文想就中共和同盟军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中共北方党组织在抗日同盟军的 酝酿过程中以及成立初期的作用 1933年5月,以冯玉祥为首的部分国民党将领组织抗日同盟军,掀起英勇的察北抗战。这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推动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冯玉祥泰山话“寿”

1933年8月,冯玉祥将军因组织察绥抗战失败,怀着愤懑的心情再次移居泰山。当年11月14日是他51岁生日。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参谋长邱山宁仿照泰山北齐金刚经石刻,写了一个隶体的“寿”字送给冯玉祥。冯玉祥沉思片刻,提笔在“寿”字     

《冯玉样日记》(1933—1936年)即将出版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的《冯玉祥日记》(1933—1936年),即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65万字。这册日记,记录了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经过和同盟军收复察省失地的壮举以及在蒋介石和日伪军的武力进攻和政治胁迫下同盟军被迫解散的过程。记录了冯在泰山的读书生活,延请李达等著名学者讲学,会见各方抗日志士和各派领袖……身居     

缅怀先父冯玉祥将军

今年9月1日,是冯玉祥将军遇难60周年纪念日。这位伟大的民主斗士和爱国者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发动"北京政变"、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支持抗战、反对内战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但他在亲人的眼中又是怎样的形象呢?冯玉祥的二女儿冯弗伐为我们讲述她眼中的父亲。     

我的爷爷冯玉祥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冯玉祥将军是个传奇而又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从士兵起步,由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一直做到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其非凡的一生中,先后发动过滦州起义,彻底终结满清王室;讨伐张勋复辟,抓捕贿选总统曹锟,电请孙中山上北京主政;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组织抗日同盟军,为抗战募捐等震动中外的大事件。邓小平在接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说：“冯玉祥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且听冯玉祥的嫡亲长孙,现任民革中央委员、重庆市委副主任委员冯文二先生给我们讲述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之政治主张探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完全依赖国联,对此冯玉祥始终坚决反对.究其原因,一是基于他对国联的深刻认知,二是源于他坚定的民族气节,三是出于他个人企图东山再起的考虑.总体上观察,他的这一政治主张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不足.     

国民军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为抗衡张作霖与段祺瑞,开始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苏联出于推动中国革命和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积极支持冯玉祥,以打击奉张,制约日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成立后,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援助,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时间短、力度小,在直奉两系联合进攻下,国民军仍然未能改变失败的命运。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意图铲除冯玉祥,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     

“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

北伐前后,中共在上海曾与虞洽卿等商人有过密切联系,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即在此背景下展开。在此过程中,虞洽卿曾被视为“资产阶级左派”代表人物,也是工人暴动后在上海建立“临时市政府”的重要合作者。不过,虞与中共的合作主要仍在国民党的框架中进行,当与之有旧谊的蒋介石到上海后,虞便成为蒋重要的财政顾问。尽管虞洽卿的行动,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数商人的倾向,但却反映了某些商人潜在的政治投机心理及对政商关系的刻意经营。由于时势与环境的影响,中共在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中也会弹性运用“阶级分析”,来解释其运用虞洽卿等人的政策。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失败,却为党内反对派提供了批判依据,甚至影响到后来路线政策的走向。     

吉鸿昌与察哈尔抗日的几个史实问题

吉鸿昌(1895—1934),字世五,河南扶沟县人。早年加入西北军。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组成,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在张家口失败后,吉鸿昌与方振武合作,带领抗日士兵坚持斗争。此后,吉又在天津继续从事反蒋活动。被捕以后,吉鸿昌不为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所动,拒绝说出中共地下党员及其活动情况,直到最后英勇就义,年仅39岁。察哈尔抗日是吉鸿昌一生中的亮点,最为研究者所关注,但迄今仍存在一些疑点有待澄清。一、察哈尔抗日时的吉鸿昌不是中共党员吉鸿昌作为西北军旧部参加同盟军,在察哈尔抗战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大多数与会代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和支持下通过斗争取得的;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到会议召开前的两年,党内正确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与国内外形势发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它既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而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不改革不开放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没有出路。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前后的制宪诉求

融会中西,研究创新制定一部适合中华民国需要的宪法,是孙中山一生的刻意追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称继承孙中山遗愿,把法制建设作为全力以赴的要事,社会各界利用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的机会,纷纷要求制定约法,在国民党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国民政府方面有国民政府法制局在大会召开之前正式提出制定约法的议案于前,国民党中常委将法制局的建议作为提案提交大会,社会团体方面有上海商业请愿团于大会期间请愿,要求制定约法,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大公报〉的舆论推波助澜于后,又有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于会后积极要求起草约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要求制定约法的声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极力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开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这次全会开始逐步形成、中共十三大正式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引导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健康前行;这次全会形成的发展理念指引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而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近30年来,对这一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影艺的政治:一九三0年代中期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Threatened by the thriving leftwing film industry, the Nationalist Party became more conservative. They set up the Central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 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system of film censorship, further tightening the control over film production. It was a substitute for the former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 under the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and Interior. The committee achieved its original goals, but the result of its work did not fully conform to the party’s initial expectations. Translated by Zhou Weiwei from Lishi Yanjiu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6, (2): 62–78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香港问题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

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大局出发,尊重香港的现实,在坚持中国拥有对香港主权的大前提下,提出了“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不仅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而且其中某些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还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来源。同时,这些战略决策的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香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作用。而且保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

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 ,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 2 2次 ,做出了 73 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 ,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1 92 3— 1 92 5年 ,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1 92 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 ,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The Post-Colonial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Commonwealth Caribbean: The Endurance of the Crown and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ABSTRACT

Amongst Britain's former colonies the independent countries of the Commonwealth Caribbean represent something of an anomaly in so far as the majority of them remain constitutional monarchies and continue to retain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JCPC) as their final appellate court, even though the region has had its own final appellate court – the Caribbean Court of Justice – since 2006. This is in marked contrast to Britain's former colonies in Africa and South Asia, the majority of which switched to republicanism soon after independ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abolished rights of appeal to the JCPC. This paper seeks to uncover the reasons for this anomaly by examining how the path that led to independence was shaped by a particular conception of Dominion status and by the willingness of nationalist leaders to embrace a dual identity: equal parts West Indian nationalist and Empire loyalist. It will also examine the phenomenon of the ‘postcolony’; being the persistence of the colonial order following the acquisition of co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 The paper has three aims. Firstly,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Dominion status and all that it symbolised in a region which is often overlooked in the scholarly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Secondly, better to understand the competing political forces that led thre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adopt republicanism, but inhibited its adoption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Thirdly, and finally, to enhance discussion of the complex nexus between republicanism and the abolition of rights of appeal to the JCPC where political and juridical considerations do not neatly align.     

中共中央东南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局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为浙江的红色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中共中央东南局紧紧抓牢抗战进步文化的领导权,通过创办抗战红色报刊、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依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多种途径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传播内容、手段和效果上,呈现出隐蔽性与灵活性、多样性与主导性、时代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地域性特点。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深刻改变了群众的思想状况和话语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和选择,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