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课程教学分析与反思

论及戊戌变法,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一些大学历史教材受篇幅所限,对康氏的维新变法思想讲解尚不够全面、深入。笔者讲授这一问题时,在全面系统的总括其七次上书的内容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总体评价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成败得失。     

关于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戊戌变法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在戊戌变法中,作为光绪皇帝与康有为之间起桥梁作用的维新官僚,他们上可影响光绪皇帝,下可联系康有为等维新知识分子。维新官僚凭借所处的职能地位,还负责变法的实际操作。作为历史必然性的工具,维新官僚与光绪皇帝、康有为等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在戊戌变法期间,李瑞棻官联最高,功绩卓著,是维新官僚的代表人物,堪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由于对维新官僚的历史作用未予充分估价,因而对李端棻的评价也失之偏颇。现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我们的…     

红颜知己 闺中良友——梁启超与贵州籍夫人李蕙仙的真挚情怀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895年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与康有为一起在北京组织和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接着在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更是充分发挥了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宣传才能。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与康有为一起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     

澳门《知新报》所刊诗词考论

《知新报》(TheReformerChina)为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创办的与《时务报》齐名的重要期刊,是研究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珍贵资料。1996年7月,澳门基金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了该报的第1册至第133册(中缺第116册),并附录了第134册的要目,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

关于戊戌变法时维新党人是否有过“兵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密谋,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是不承认的,但是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却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由于毕永年也是一个维新党人,所以他的这件史料一经发表,就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围园密谋的有力证据,如此,则围园密谋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问题是毕永年所记并不是很可靠的,所以围园密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王鹏运年谱（续）

十一月二十八日(1．12),康有为于上海创刊《强学报》。十二月六日(1．20),御史杨崇伊以诽谤朝政名义,奏请禁封强学会。御史胡孚宸奏请将强学书局改归官办。清廷下令封北京强学会。七月,梁启超在上海创刊《时务报》。     

简论康有为的书学维新体系

康有为不仅是近代政治改革家、学者．还是很有影响的书学家和书法家。他所著的《广艺舟双楫》是中国书学史上颇具体系、深寓创见的巨碑,将之拟为书学的《文心雕龙》也不为过。“是书于字学之源流正变,鳌然明晰,所论穿穴入微,多惊心动魄之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书学理论贯注着强烈的维新精神,这与他在学术上力主今文经学的经世观念与在政治上寻求变法改良的改革精神是互为一体,一以贯之的。     

《时务报》和它的读者

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多元繁复。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     

试论唐才常的历史观

唐才常(1867—1900),字绂丞,又字佛尘,在参加康梁维新变法运动后,以“洴澼子”为号,表示要除旧布新、变法图强的意愿。他在变法运动中先后任《湘学报》主笔、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南学会议事会友、《湘报》总撰述,并在浏阳创办过算学馆和群萌学会。他在宣传维新变法中所做的工作仅次于康、梁,影响颇为不小。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奔走于香港、南洋、日本、上海等地,一方面继续与康有为、梁启超保持联系;一方面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接触,订有合作之约,并有撮合康有为与孙中山协力共事的意图,但未获得成功。     

丘菽园与康有为

戊戌变法时期,丘菽园在新加坡创设颇具影响的《天南新报》,宣传维新变法;政变发生,他除继续在《天南新报》和澳门《知新报》刊登大量诗外,又出资捐助保皇会,邀请康有为居住他家。至今他的亲属还保存一批康、梁函札。对这样一位爱国侨胞,过去因为     

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略

《时务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译报,其"东文报译"栏目主持人古城贞吉是应黄遵宪之召受聘于《时务报》的。自此到《时务报》终刊,古城贞吉主持"东文报译"栏目56册(期),发表译文600多篇,共计34余万字,其译文数量在《时务报》及其"域外报译"中的比重较高,译稿内容具有更明显的广泛性与时代性特点。东文报译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和制"词汇引进平台,输入大量新词汇、新概念,传递近代理论与常识,丰富国人西学知识。古城贞吉及其主持的"东文报译"的积极作用不可抹杀。     

三位桂籍人士与康有为的交往

广西籍人士龙泽厚、周璜、王鹏运等人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交往,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等系列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渊源初探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其影响力是多方面的。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点,而对其维新思想渊源的探究,能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梁启超维新思想形成的过程及原因,探究本源,是我们理解梁启超一生思想的重要基础。本文力图从社会背景、传统儒家教育及其师从康有为后思想的演变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中探讨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渊源问题。     

晚清维新派与日本志士精神

晚清知识分子歌吟赞颂的侠客,不仅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所描绘的人物,而且包括许多日本幕末维新志士,两者往往以同一精神面貌出现.日本志士的侠义形象源于黄遵宪的描绘,后被唐才常、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继承与吸收.这种精神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而且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日本魂”塑造中国“国魂”的重要思想土壤.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康有为在海外办报活动的特点

康有为作为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人们对他是比较熟悉的,然而,却很少有人把他作为新闻界人物来研究。其实,康有为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报业的先驱者同时又是海外华侨报业的开拓者,他一生创办和领导过数十种报刊,他的办报活动为我国近代报业和海外华侨报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戊戌时期广西地区维新活动兴起之原因探析

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变法的思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在广西地区,康有为两次桂林讲学为维新运动在广西的开展带来了契机。广西地区维新运动以康有为在桂林的一系列维新变法活动为先导,不仅得到了大部分广西地方官绅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也在广西其他地区上得到了积极回应,这些维新活动极大地转变了广西地区的闭塞风气,培养了一批极具维新思想的人才,同时也促成了广西近代教育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是广西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康有为和保皇会

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变法的主角,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但后来革命向前了,康有为却由主张维新到维护封建,由反对革命到拥护复辟,终于日趋堕落,拉车向后。关于康有为的早期思想,论者甚多;而对他政变后筹组保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