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彰法式”释义之商榷

荀悦在《汉纪》卷首,谈到该书的写作指导思想时,曾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这里的“彰法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白寿彝先生释之曰:“宣扬封建统治的……法制”(见白寿彝先生著《司马迁与班固》,载《中国史学史论集》)     

“趋”与“徐趋”

《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发表了空华同志《“入而徐趋”新解》一文。文章认为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一书中释“趋”为“快步走”,冯其庸先生在《历代文选》中把“徐趋”释为“慢慢地向前跑”,都不正确。因为“既是跑又怎能徐呢?”“岂不自相矛盾?”空华同志认为,“趋”是“古代下对上、卑对尊、幼对长的一种恭敬”,“本身是礼节”。而且描写了“趋”的形象—“行而张足曰趋”,“张,大也。”“‘行而张足,就是举步前先端正姿势,然后一步一步抬起脚来走,以表示恭敬,不能走成碎步,更不能紧,不能快。”冯其庸先生把“徐趋”解释成“慢慢地向前跑”,确实不妥。因为“跑”是脚跟不     

論高宗、武則天並稱“二聖”事

唐高宗時期,武則天已經與唐高宗並稱＂二聖＂,傳世權威史書無不言之鑿鑿。然而遍查文獻,使用＂二聖＂一詞的報告,只有屬於宫中範圍的兩例。既不見＂羣臣朝、四方奏章＂的使用,更没有民間的應用。尤其在當時衆多的龍門石窟題記中,更是一例未見。所謂＂二聖＂並稱之説,雖然有所淵源,但都屬於遠離真相的擴大化之辭。     

“关隴集团”问题——对陈寅恪先生“关中文化本位政策”的批判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書开首写道:“种族及文化二問题,……实李唐一代史事之关键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又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论稿”中写道:“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間題,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謂胡人汉人,大致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較重,而种族之关系較轻,所谓有教无类也。”由此可見,陈先生認为北朝隋唐的历史实质就是种族文化的历史,又因为文化之关系較重,种族之关系較轻,所以种族文化问题,实質又是文化问题。什么叫做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們: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踐过程中所創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財富的总     

高宗和武則天並稱“二聖”事補正

<正>《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2期刊出孟憲實先生的《論高宗、武則天並稱"二聖"事》一文,推定高宗、武則天時兩例使用"二聖"一詞均屬於宮中範圍,並以龍門石窟題記未見"二聖"爲旁證,認定史籍所載"二聖"乃是由宮中推至天下的擴大化之辭。就筆者所見,"二聖"一詞在高宗、武則天時尚有兩例。其一出自封道言《大唐故淮南大長公主墓誌銘并序》(載岳連建、柯卓英《唐淮南大長公主墓誌     

陈寅恪教授和“元白詩証史”

我們几个人都听过陈寅恪先生所开設的“元白詩怔史”。在这門課程的学習中,获得了不少教益,特別是陈老师年高体弱,仍孜孜不倦地工作,这是值得我們敬重的。然而,我們也对陈老的教学有些意見,必須提出来討論,我们也感到必須本着对社会主义事業負責的精神,清除所受到的一些不良影响,不管这些影响是直接地来自陈先生、或者是簡接地来自其他地方,都应该一笔扫除。因为这关系到我們要走又红又?牡缆穯栴}。     

明代北京史研究的新收获——《北京通史》“明代卷”评介

明代北京史研究的新收获——《北京通史》“明代卷”评介盛源乔凌霄十卷本《北京通史》是一部全面、系统而又科学地展现北京历史全貌的学术巨著,其中第六卷即明代卷系由著名的明史专家贺树德先生撰写。该著是一部极富个性特点、不可多得的明代北京史佳作,它在当前诸多史...     

和羅爾綱先生商榷捻軍的战术問題

在捻军反清斗爭的最后几年中(1865年以后),捻军曾經有一种出名的战术,罗尔綱先生最初称它为“捻军的运动战”,后来(1955年以后)又把它改称为“太平天国新軍的运动战”。“捻軍”是不是“太平天国的新軍”?罗先生認为,自1865年以后,捻军的一切組織、制度都是太平天国的,它是太平天国的新軍。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捻軍的組織”一文中,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我在这里不再重复,只打算談谈这种战术的本身。和罗先生一样,我不是专门研究軍事史的人,对軍事史了解不多;什么叫“战略”和“战术”,我也暫时撇开不談,不过我同意江地同志的意見,把它称之为     

世界现代史中的“俄历”

众所周知,作为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也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的伟大历史事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可是,十月革命发生在公历1917年11月7日,并非是十月。同样,二月革命也并非发生在公历二月,而是三月。然而,在历史上,人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沿用了俄国史和苏联史中的习惯用法。因为沙皇俄国和苏维埃俄国建立初年,采用的是“俄历”纪年法。     

对于唐代租庸調数量討論的几点零碎意見

看了張旭光、唐森二先生讨论唐代租庸調数量的文章(見史学月刊1958年第2期和第5期),我談不上有什么新的意見,只想摘录一点资料,供張、唐二先生討論时参考。(一) 新唐书租庸调数量记载的错误唐代租庸調数量的文献記載,基本上是兩类焕嗍峭ǖ洹⑻苹嵋⒕商茣⑻坡墒枳h、唐六典     

評毛健予先生“抗法名將馮子材在睦南关前的英勇战績。”和“睦南关大捷前后的馮子材”兩文

一、几年来毛健予先生在“新史学通訊”和“史学月刊”上,發表了不少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我們在这里打算就毛先生發表在新史学通訊1956年5月号“抗法名將馮子材在睦南关前的英勇战績”和發表在同年12月份的“陸南关大捷前后的馮子材”兩篇文章,試作分析,看一看毛健予先生在科学研究上所走的是资产阶級的白?缆贰N颐撬匝裾鈨善恼碌睦碛墒?毛健予先生在这兩篇文章中比較集中的表露了資产阶級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是一面白旗;其次,这兩篇文章影响較大,是解放以来較系統的介紹馮子材的兩篇大文章?菸抛髡咭褜晌恼斫怀霭嫔?印單行本,那么,坏影响要更大一些。因此,在兴無灭资,大力开展文化革命的今天,对历史工作的資产阶級的方向进行分析批判,就更有必要了。毛先生所以选擇了馮子材大作文章,并不是偶     

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

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在书中其他篇章又多次论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而柴德赓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第4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     

浅议文史资料的“文”与“史”

文史资料,顾名思义,一“文”二“史”。文,即文采;史,即史实或史料。如果有“文”而无“史”,纵然妙笔生花,绚丽多彩,文辞优美,语惊四壁,也不成其为“文史”;反之,假如仅有“史”而无“文”,即使史料珍贵,题材重大,也只能是鸡鱼肉蛋、萝卜白菜,一堆质地很好的材料,却未经加工,就文史而言无可读性,至少不能称之为优秀的文史资料。因此,文史资料的“文”与“史”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者互补,缺一不可。文史资料应文、史兼顾,“史”是“文”的基础;“文”是“史”的手段。“史”统帅“文”,“文”为“史”服务;“…     

《史記·高祖本紀》“見其上常有龍怪之屬”辨證

<正>中華書局2013年修訂本《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顔……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新見日本宫內廳藏《高祖本紀》寫卷作"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     

“黔西”的由来

原在彝区地带的地名,随着历史演变至今,彝语和汉语相互以谐音取用甚多,又多以汉文记载,沿袭流传,却不知谐音取用来自彝语是什么意思。就今黔西城关的地名,在未启用“黔西”二字之前,汉语取谐音于彝语的就有:觚著、个仲、郭张等名。启用“黔西”二字的时年,是清康熙五年(1666)二月。由于对水西改土归流,将包括今金沙县境部分辖地在内的三个则溪范围,划编成为一个府,取名黔西府。按“黔西”二字的含义,其所在方位应该是在黔(贵州)省辖地内西方,可是实际位于黔西北而又偏正北度。但是又为何取名“黔西”呢?这要从卑鄙无耻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顺…     

《全唐詩》慧宣、法宣詩辨正

《全唐詩》卷八〇八收有慧宣詩三首、逸詩兩句,道恭詩一首。道恭詩和慧宣逸詩兩句都是貞觀十一年(637)唐太宗召見他倆並出示名貴袈裟時令他倆寫的詩。陳尚君先生考證:道恭應該是法恭,慧宣應該是法宣;同卷中另有法宣詩二首,兩者應該合并。這個考證有粗疏之處。雖然據不同文獻記載的同一件事顯示,道恭應稱法恭,慧宣應稱法宣,但有詩二首的法宣,卻不是應稱法宣的慧宣,這個法宣是活動在北齊的僧人,兩首詩應歸入北齊詩,從《全唐詩》中剔除。     

应該嚴肅認真的对待歷史資料——对周到同志“碑碣上的史料”一文的意見

周到同志在1957年7月份“史学月刊”上發表了“碑碣上的史料”一文,介紹了河南省內黄縣的兩塊碑碣資料——“荒年志”和“义兴寨碑”。这对宣傳?v史文物和热心向史学界提供珍貴資料來說,用意是很好的。但是,周到同志在介紹这兩种碑刻时所采取的粗枝大叶、不負責任的态度,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內黃縣的“荒年志”     

“朱先生”家书教子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塑造的人物大多是虚构的,唯有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实有原型,其原型是关中大儒牛兆濂,人称“牛才子”。小说中,关于“朱先生”劝退升允八旗军、赈灾济民、主持禁烟、规劝军阀刘镇华等桥段,都取材于牛兆濂的生平事迹。     

《史记》“爱奇”说考述

扬雄曾正确地评价《史记》具有两个特色,一曰“实录”。二曰:“爱奇”。班固详评《史记》曰:“自刘向、扬雄,博击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样“实录”就成为《史记》为信史的评价。“爱奇”之说,班固未谈,应劭针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为“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司马迁爱驺衍的什么奇呢?显然,应劭指的是驺衍的“其言不轨”,“其言”的内容是什么呢?看该传全文可知,原来驺衍是“其语闳大不经”、“先序今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     

1592—1598年日本豊臣秀吉的侵朝战争及其结局——兼对陆成侯先生“丰臣秀吉之死与壬辰倭乱的结局”一文作初步商讨

新吏学通訊1956年6月号,刋载了陸成侯先生關于“豐臣秀吉之死与壬辰倭乱的結局”一文。这篇論文目的在說明兩个問题:即明史所载“至關白(豐臣秀吉)死,兵祸始休”和“平秀吉死,各倭俱有歸志”。是違反歷史事实的。無疑地,作者这样对舊史籍失實部份提出批判,恢復歷史原来的面目,这对于我们今后進一步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但与此同時,我还想提出一些補充和对陸先生論文中某些問题的意見以资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