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太行区党委整风运动的历史考察(1942-1945)

抗战期间的整风运动,堪称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则被视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整风中的典型。受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太行整风最初呈现"似整非整"的延宕状态,但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太行根据地终将整风运动全面铺开。其中,太行区党委党校的四期整风班,特别是第二、三两期为整风的关键。整风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主要采取以自下而上思想动员为特征的运动式党内治理办法,却也结合自上而下的组织手段。其间虽因审干出现一些偏误,在收束问题上也未尽顺利,但领导人总体上保持了冷静和理智,可谓"失焦而不失控"。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初心

正抗战时期,周恩来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重庆这块土地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谋略人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担当起了领导大后方战场和广泛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使命。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统治的陪都,在极其险恶和复杂的形势下,周恩来高举抗日与民主的旗帜,深入工商界领导群体中,和他们坦诚相见,结成知心朋友,建立了工商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试论延安整风运动对破除苏俄膜拜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

本文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等方面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了概述,并有针对性的阐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     

一篇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文献——周恩来与《我的修养要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性修养。提高党性修养,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包含实实在在的内容。80年前,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结合两年来的整风学习,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对自己的各方面都提出了严格要求。这是他加强党性修养的一面镜子、衡量自己的一把尺子。时至今日,对于我们提高党性修养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鄂豫边区整风运动的历史考察

鄂豫边区整风运动可以分为初期整风和全面整风两个时期。由于当时边区特殊的斗争环境,初期整风以文件学习为主,并没有广泛深入展开。随着边区环境的改善,边区领导人展开了全面整风,制订了详细的整风计划、步骤、办法,并认真执行落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日记里的新四军整风——以《赖传珠将军日记》为观察中心

整风运动是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赖传珠日记表明,“学习”与“反省”是新四军高层整风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改造学习方面,其主要途径是“阅读”和“听课”。在检讨反省方面,新四军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反省”和“自我批评”,而且还要求借助党内同志的“外力”,即通过“相互批评”和“反省报告”的方式,来剖析并纠正个人缺点及错误思想。赖传珠日记呈现出新四军整风的节奏、方法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不仅勾勒出新四军整风运动的场景概貌,而且也补充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许多细节,这对于分析和研究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和重要历史意义。     

大后方文化界的擎天大树──南方局文委

大后方文化界的擎天大树──南方局文委王泓郭沫若曾把周恩来比作国统区进步文化工作者的“一颗擎天大树”,夏衍为此神喻拍案叫绝。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的成就,可称之为文化史上的奇葩,把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文委喻为“擎天大树”当不为过。１９３９年初,中...     

薄一波素描(二)

薄一波与周恩来 说起周恩来,薄一波有的是敬重和感慨. 早在大革命时期,薄一波就知道周恩来是我党卓越的活动家,可谓心仪已久,但二人相见,已经是抗日战争时的事.1937年,周恩来率八路军高级干部到了太原.当时薄一波正在山西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便请他给牺盟会训练班的学员作报告.薄一波至今还记得,山西国民师范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礼堂,一下子挤进了四千多人.30多岁的周恩来,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侃侃而谈,讲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讲党的统一战线,一口气讲了三个钟头.台下一片寂静,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对薄一波在山西的工作,周恩来赞赏有加.1943年,薄一波到延安参加全党整风时,周恩来还特地向他征询在山西新军中开展党的政治工作的经验.     

“为获取情报，傅作义5岁儿子偷保险柜钥匙”——忆北平和平解放那些事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为便于华北地下工作的开展,将北平地下党北系和南系合并（北系是指抗钱以来一直在北方发展的部分,南城工部领导;南系的前身是抗战时期周恩来南方局领导的地下组织,多数成员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统一归华北城工部领导。这时,城工部部长刘仁再次提出,让傅冬菊回北平做父亲傅作义的工作。于是,王汉斌把傅冬菊从天津调回了北平。     

皖南事变后的周恩来

1941年1月11日晚,重庆化龙桥蜥华日报》报馆内灯火辉煌,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的一些领导和报馆工作人员,正在庆祝《新华日报》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及叶剑英、邓颖超到会。会上,周恩来作了简短发言,对《新华日报》的工作作了一些指示。这时,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两个机要人员满头大汗快步走进会场,把一封标有AAA符号的特急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拿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目光急速扫视电文内容。     

从夏衍致周扬信看上海的文艺整风运动

1952年在文艺界进行的文艺整风运动,是建国后文艺界的第一次整风。这次整风,被称为新中国文艺的一次“基本建设”。而整风的情况,除了从当年的报纸上看到一些参与整风人的检讨或体会外,因材料所限,无法窥知全貌。在我所收藏的信件和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在整风期间夏衍给周扬的一封信。     

延安整风运动主要内容及现实影响力

本文回顾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那段历史,着重解读＂三整顿三反对＂,领会其深刻内涵,唤醒当下用延安整风精神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抗战时期,从激化到淡化的香港文坛矛盾

提起抗战时期香港文坛,尤其是叙述中国共产党和战时香港文坛的关系时,研究者大多着眼于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为保护中国文化精英和发展抗战文化事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审时度势,部署一批又一批文化人从内地转移到香港,并指导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等机构占领一系列文化阵地,充分发挥文化人的作用;第二,当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旅港文化人陷于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险恶环境时,中共成功地进行了“秘密大营救”,并在文化人进入内地和大后方途中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可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被忽略了,即当战时香港文坛发生矛盾和争…     

高教部“反右”斗争亲历记

1957年5月初,我当时所在的中央高教部机关同北京各单位一样,经过领导层层动员,支部纷纷保证,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整风运动,并很快由学习文件进入了展开批评和辩论的阶段。那时我是高教部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并担任秘书室、参事室、图书馆整风小组组长。提意见一开始     

龙云被挟持到重庆以后

在多年的地方军阀混乱中,龙云在其表弟卢汉等人的帮助下,于1928年实际上统一了云南,被南京政府委任为云南省主席。为取悦蒋介石,龙云曾大规模镇压在云南的中共地下组织。但龙云内心最大的顾虑是害怕被蒋介石吞并。抗战开始后,他曾向罗隆基表示,希望会见周恩来。获此讯息后,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派南方局宣传部长《、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赴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获得很大成功。龙云同意在昆明设立《新华日报》营业处,并同意在龙云任主任的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无线电台和中共南方局、延安直接联系。在整个抗日形势和中共的帮助下,龙云的…     

抗战期间中共秘密营救驻港民主人士始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周恩来的关怀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率领我地下党员在香港展开了一场驻港文化人士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的秘密营救活动,共将800多名文化民主人士成功转移到大后方,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留下了永远光辉的一页。     

记八路军贵阳办事处

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在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纵火烧毁长沙,实行所谓“焦土抗战”。这就是抗战时期有名的“长沙大火”事件。劫后长沙,居民相率流徙。第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也撤退到了衡阳,后又撤到桂林。这时,贵阳已成为香港、缅甸两条国际交通路线的必经要道。针对形势的需要,住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亲自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第八路军办事处,并任命了办事人员。叶剑英部队司令部的副官长袁超俊(原名严金超)同     

周恩来帮百姓打官司

1945年,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南方局的工作,亲自追问了一起由国民党军队在江津县制造的严重扰民的“炮击乡长案”,使凶手受到了惩办。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记大后方抗战文艺界的募捐活动

抗战期间, 大后方的募捐活 动轰轰烈烈如火 如荼——或是支 — 摇前方将士,或 是救助受难同 胞,真正体现出 了“有钱出钱,有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力出力”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进步文艺界的成绩尤为显著,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它成为了唤醒民众、团结战斗的有力武器,并且积极地推动了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唤醒民众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 : 1938 年初,国民党曾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于武汉召开了一个“抗敌运动大会”,由于他们只相信“有钱的人不会捐,愿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