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资料看北宋前期定州的佛教邑社

北宋前期,佛教邑社遍布定州城乡、军队,出土于静志寺、净众院两座塔基地宫的文物铭刻、题记等资料,以及现存开元寺塔内的建塔时期的碑刻文字,含有大量相关信息。对这些文物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当时定州的佛邑种类、规模、领导设置、人员身份以及与寺院的关系等。     

从长沙窑瓷上诗词题记看唐代饮酒习俗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陶瓷窑口,其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附近。长沙窑以烧造日用陶瓷为主,其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市场,而且通过“海上陶瓷之路”远销海外。虽然长沙窑不见于文献明确记载,但大量事实证明了其在我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长沙窑的产品以釉下彩和诗文题记装饰为世人所叹,其中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     

雾邑山的唐代石桥

成都市大邑县斜源乡雾邑山明代古寺白云庵之下约一华里的小石桥（当地人称）,横跨于从白云庵等山壑处流下而交汇的一条溪流上。据县文管所文物调查推断,当属于唐代石桥。     

敦煌社邑文书中的“营葬”用物考

丧葬互助是社邑的基本功能,敦煌社邑文书中的"营葬"即社人赠送丧葬用物资助丧家营办丧事。敦煌社邑文书中的"营葬"用物主要包括色物、粮、饼、面、油、酒、柴、麻、车舆、祭盘等物品。全面考察这些用物的内涵、功用和性状,有助于加深对敦煌社邑文书的理解,为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研究提供鲜活资料。     

从西安碑林的两部“石经”看尊孔读经的反动性

自从西汉后期以来,历代反动封建统治阶级都把孔孟之道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他们大肆鼓吹尊孔读经,并以大量人力物力把儒家经书刻在石头上,即所谓石经,妄图使孔孟之道,万世流传。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大规模的刻经:有东汉熹平年间刻七经,隶书。有魏正始年间刻三经(不全),用古文、篆、隶三体。有唐天宝年间刻《孝经》,称《石台孝经》。有唐开成年间刻十二经(清代补刻《孟子》,共十三经),楷书。有五代孟蜀刻十二经,附注文,楷书。有北宋刻七经,用楷、篆两体。有南宋刻七经,楷书。有清代刻十三经,楷书。     

从《师说》看唐代“师道不存”的现象

据韩愈在《师说》中对唐代师道风气的描绘,我们普遍认为唐代是"师道不存"的时代。深入分析之后,唐代并非如韩愈所描述的那样,本文着重从韩愈创作《师说》的现实背景,以及当时人们对"师生"关系的定位来论述唐代真正的师道风气。     

从历史文献看唐代官吏管理制度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强盛朝代,它强盛的原因与其所建立的较为完备的官吏体制是分不开的。本文从官吏的选拔、任命限制、考课、致仕、监察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的官吏管理制度。     

从写经题记看北朝敦煌民众的崇佛心理

北朝时期敦煌地区的写经活动是当时民众奉佛的一种重要方式。约在北魏宣武帝年间,该地佛事发展兴盛,社会写经需求大量增加,并有了商业化的倾向。其写经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读诵受持和流通供养。整个北朝民众写经题记和发愿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形式与内容,反映着民众相应的奉佛心理的不同变化,这些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从殷墟都邑布局看现代城市布局理念

<正>殷墟作为商王朝晚期的都邑,延续使用二百余年。在汉文字系统的建立和完善、青铜器的铸造、玉器的制作、原始瓷器和白陶的烧造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早已为世人所周知~①。经过近90年的科学考古发掘,尤其近几十年来聚落考古学理念的引入,     

从首饰用具看唐代服饰文化

首饰文化是唐代服饰文化中最具光彩的组成部分。簪、钗是唐代普遍使用的头饰用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丰富,代表着中原本土文化;而戒指和耳环的使用则并不普遍,刚刚开始萌芽,反映了外来民族的文化传入,二者结合就反映出唐代的时代特点,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从王公淑墓志看唐代卢龙镇

1995年第11期《物》上刊载有《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一,中附录有墓中发现的一方碑志。墓主王公淑,字均,太原人,生于建中元年(780年),卒于大中二年(848年)。王公淑的曾祖王亮、祖父王连、父王戬,除王戬为自身外,其余诸人均曾任职于幕府。曾祖王亮曾任幽州节度衙前都虞侯,祖父王连曾任卢龙节度要籍,王公淑则历任幽州节度要籍、卢龙节度巡官、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卢龙留后、营府都督、柳城军使、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妫州刺史、防御军使等。以上诸人两《唐书》无传,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对王公淑亦未加收录。在此意义上,此碑志对郁先生的大作可有所补充,但其价值决不仅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为人们研究卢龙节度使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旧唐书》标点之误看唐代的“考官”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本纪》有云:“以吏部侍郎杨知温、吏部侍郎于德孙李玄考官;司封员外郎卢荛、刑部侍郎杨戴考试宏词选人。”(1975年版,第673页)同样的例子又见于同卷第675页:“以吏部尚书萧邺、吏部侍郎于德孙、吏部侍郎杨知温考官;司勋员外郎李耀、礼部员外郎崔澹等考试应宏词选人”;第677页“以吏部尚书萧邺、吏部侍郎归仁晦李当考官;司封郎中郑绍业、兵部员外郎陆勋等考试宏词选人”;第679页“以吏部尚书萧邺、吏部侍郎独孤云考官,职方郎中赵蒙、驾部员外郎李超考试宏词选人”。以上四例中的“以某某人考官”句,明…     

从墓志看唐代的寡母抚孤

寡母抚育孤幼是其孀居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现存的唐代墓志看,几乎所有与寡母有关的墓志中都提及寡母抚育孤幼之事。     

从我的家乡看办社

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一、农民是这样“自愿”入社的1954年的上半年,我在河北省唐县中学读初三。在课堂上政治课里讲到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诸如便于推广应用新技术、便于使用农业机械、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我听着课,觉得很在理。同时,脑子里想起了我们村里的     

先秦“邑”考

<正>在先秦传世文献中,“邑”是区别于自然生长的一般性村落的特有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特有的含义。在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中,“邑”主要指代的是王朝都城或“类都城”,如“夏邑”（《汤誓》《多方》）、“新邑”（《盘庚》）、“商邑”（《牧誓》《酒诰》《立政》）、“大邑周”（《武成》）、“新大邑”（《康诰》）、“洛邑”（《召诰》《多方》）、“新邑洛”“天邑商”（《多士》）。而如果结合殷墟卜辞所载,“邑”的指代就出现了多义性。但无论“邑”的早期含义如何,其在整个先秦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属性是十分明显的。     

从敦煌文书“进奏院状”看唐代中后期的信息传递

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逐渐完善的驿站系统,促使信息传播方式丰富多样,而进奏院状作为唐代新型的传播媒介,它有着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点。以敦煌文书"进奏院状"为例,结合其他进奏院状,可以发现进奏院状具有传递范围广、传递信息多、传递速度快的特点。进奏院状不仅成为藩镇获取情报的主要渠道而且还具有联系中央与藩镇的功能,成为唐代中后期重要的信息传递媒介,与其他的媒介共同构成唐代的信息传播。     

从应县木塔秘藏题记看辽代的雕刻印刷业

辽代的版刻事业曾盛极一时,辽南京燕京和西京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刻书中心。1974年在对应县木塔实施抢险加固工程中,于四层主像内意外地发现了辽代秘藏,多数为印刷品,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辽代雕刻印刷业的一些重要信息,其编纂、校勘、负责官员名号和雕印流通机构等一应俱全,已经具备后世出版发行机构的雏形,对研究出版印刷业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敦煌壁画看唐代青绿山水

敦煌壁画大量的山水画迹可以复原唐代青绿山水的原貌,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提供真实的依据。本文以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为例,分析了唐代山水画流行的四种构成方式:三山构成、金字塔形构成、左右对比构成、阙型构成。作者同时对唐代风景图像中树木、水的表现方法,以及色彩应用等加以分析,阐述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基本特点。     

从出土陶瓷看唐代中外文化交流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不仅运销五彩缤纷的丝织品,我国另一大特产——瓷器,也通过水路和沿着中亚交通大道,大量地运销国外。中国在世界上享有“瓷国”之称。中国陶瓷向外输出,大概从汉代开始。据考古研究证明:在印尼加里曼旦发现过汉代陶碟,万丹发现过汉代陶瓶。唐代是我国封建社     

从墓志看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

唐代社会崇道之风盛行,很多妇女信奉道教,或是出家做女道士,或是在家修习道教。由于每个人具体生活经历不同,她们崇道的原因也不同。本文从外在原因、心理因素及女性独立意识三个方面分析了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指出唐代妇女之所以崇道,除了受当时广泛流行的崇道之风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具体而现实的原因。这些原因既包括消极的从众心理,也包括女性对人生积极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