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抗战时期张治中民众动员思想初探

民众动员反映的是政治主导和社会大众双方围绕一个政治目标而发生的动员和参与关系。在抗战时期民众动员主要表现为中国政府调动民众积极参加抗战。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武汉抗战时期救国会派的民众动员

本文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以抗战时期救国会派在武汉的民众动员活动为主线,探讨救国会派给武汉抗战动员带来的影响,从中折射出民主党派作为一种政治性力量参与和建设抗战社会的努力,并考量其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的可能性。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因应与完善——论山东抗日根据地优抚工作

全面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日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保障问题,山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起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优抚工作框架。在其实施过程中,因为干部认知偏差、优抚制度不完善和群众参与程度等原因,优抚效果一般。山东根据地及时进行了调适与因应,通过明确优抚对象与标准、干部反思与拥军、参军运动结合等方式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以根据地政府为主导、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良性互动局面,既做到了保障优抚对象得到优待、社会地位得到尊重,又实现了“动员起来”,以优抚促进社会动员,巩固根据地政权,完成了从保障性到动员性优抚体系的构建。     

一位湘西籍县长的抗战人生

正提及国民党的县长,人们总是将其与贪赃枉法、堕落无为相关联。但是这种现象只是众多国民党县长的一个层面,还有一些国民党县长却体现着另一种人生,特别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抗战时期,他们在中华民族危机的严峻时刻演绎着另一种独特的人生轨迹。湖南湘西籍人士田植就是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国民党县长。     

抗战时期新疆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地方军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和领导全民抗战,团结多方爱国进步人士,在新疆广泛深入地开展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它革命的内容、清新的格调、民族的形式,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对唤起民众、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总动员体制之构建

正导言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动员体制之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指出:"战争动员为我们审视国民党处理中日战争的方式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阐明了国民党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具有的能动性和认知力。"?方德万在其专著中分别以征兵、农业政策、工业动员、国民参政会、国家总动员法等为线索,分析了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②奥村哲通过比较中日两国之兵力装备、经济实力和社会之组织动员情况,指出中日两国在开战时国力相差悬殊。③石岛纪之分析重庆国民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指出其抗战体制存在很多问题。?     

抗战时期新疆蓬勃业起的新文化运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地方军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和领导全民抗战,团结多方爱国进步人士,在新疆广泛深入地开展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它革命的内容、清新的格调、民族的形式,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对唤起民众、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李耿与林志仪:桂籍抗战文化人活动拾遗

抗战时期,广西进步文化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爱国救亡活动,过去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新发现的李耿、林志仪两位桂籍作家,抗战时期在编辑抗日报刊、创作抗战文艺作品、参加各类抗日斗争活动、从事爱国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的活动,有着比较相近的特点和贡献:编辑进步报刊建立反帝反封建进步文化阵地,发表抗日文艺作品动员民众抗战,撰写学术著作为进步文学事业添砖加瓦,从事爱国救亡教育工作培养出一批进步青年等。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值得我们总结和研究。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陈廷湘近代中国,由于列强侵略不断加深,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无不越来越带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遭遇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民族主义也就愈益成为民族向心力的源泉与轴心,曾因此造成了各种互相纷争角逐的政治力量...     

战时商业广告中的抗战动员--以《申报》为例(1931-1937)

抗日战争促使中华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报纸的商业广告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抗战时期的商业广告已不再是单纯传播产品信息的渠道,还承载着宣传、动员民众抗战的政治任务,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抗战语境下的商业广告从文案、插图选取到编排设计,都留下了启发民族意识、抵御强敌的印记,体现了商业盈利与全民抗战的二重属性。研究抗战...     

抗战时期福建的兵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征兵制。福建省军政当局既严格奉行了中央的兵役政策,又因时因地采取措施,通过建立兵役行政机构,制定地方兵役法规,开展兵役宣传,优待征人征属,完善征集程序等方式,广泛地动员壮丁出征抗敌,使福建人民融入全民族的抗战大潮中,为保障抗战胜利所需的兵员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九一八后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为应对危机,在内部动力与外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主要内容是机构调整与人员裁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能,树立政府威信。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具有延续性,以谋求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取向。在派系矛盾严重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时期的行政院机构调整与改革未能深入进行,但为抗战时期的机构改革建立了一定基础。     

公共危机管理语境中的我国政府能力评析——以汶川抗震救灾危机管理为例

政府领导者的决策能力、政府体系的决策执行能力和政府动员社会支援能力是现代政府能力结构的基本要素。公共危机管理使政府在非常态行政环境中的政府能力充分“曝光”,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政府能力强弱的最好机会。中国政府正是凭籍强大的政府能力优势,成功地应对了汶川地震危机。这种强政府能力具体体现为：中国政府领导者强大的决策能力、中国政府体系高效的决策执行能力、充足的动员社会支持能力。     

被蒋介石"骂死"的"铁老"

吴铁城是国民党的一代元老。抗战时期,他曾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旬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的话,而“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机”更是成为传颂一时、流行全国的名言。     

被蒋介石“骂死”的“铁老”

吴铁城是国民党的一代元老。抗战时期,他曾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旬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的话,而“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机”更是成为传颂一时、流行全国的名言。     

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边区社会教育的开展,立足乡村社会的实际,寻求教育与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扫除文盲的同时,实现了对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从而推动边区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机器面粉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该书利用陕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及民国文献,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及工厂内迁、人口内迁、“抗战建国”、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转移等因素,后方机制面粉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产销量,还是机器设备、从业人员等方面,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