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西走廊的水利纷争及其原因--黑河、石羊河流域水利纠纷的个案考察

清代河西走廊建立了渠坝 ,进行农业灌溉。水利纷争是清代河西走廊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这种争水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同一流域上下游各县之间的争水 ,一县中各渠坝之间的争水。争水矛盾产生的原因 ,有自然因素 ,也有许多社会因素。水资源短缺限制了河西走廊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地方志看河西走廊可开发的旅游资源

文章从地方志的记载中指出河西走廊可开发的旅游资源:一、自然风光,二、文化内涵。若将这些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优势,将会带动和延伸河西地区产业链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时期河西走廊文化探析

河西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黄金通道,是甘肃、西北、中国的文化走廊,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重视和研究河西走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河西走廊文化时不我待,任重道远.\"向西开放\"为传承创新河西走廊的文化提供了堪比汉、唐盛世的伟大机遇.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发展中,...     

明代河西走廊地区的“渠坝”

明代于各地设立卫所,并开展屯田,屯田的基层单位是百户领导的“屯”。在干旱的河西走廊地区存在近渠而居的传统,常以“渠”指代聚落。明中叶之后,由于边镇缺粮,加上以军户为中心的屯田制度发生崩坏,河西卫所不再以屯为基本单位进行屯田,开始吸纳军户以外的本地族群作为屯丁耕种屯田。本地族群所居住的渠系逐渐演变为河西走廊地区一种特殊的卫所屯田单位“渠坝”。     

清代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的调整——以直隶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根据地方志资料研究整理了清代初年直隶各地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的调整情况,指出清初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经历了三次调整,直至乾隆初年才基本固定下来。通过论述,作者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是影响官办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扩大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是突破这一限制的关键。     

变化趋势与空间差异——清代豫北水利问题的再认识

清代河南北部有相对较为发达的水利与农业生产水平。不过,对水利实际情况应当置于农业生产的利用中进行评价。不难发现,在人口增加带来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同时,豫北的水利随着水资源条件的恶化日益萎缩而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并由此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在小型水利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对水利的分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选择。水利不仅取决于水资源条件,农业生产的需求对水利分配有更复杂的影响,对有限水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水利空间。     

清代豫西水资源环境与城市水利功能研究——以陕州广济渠为中心

通过对古代陕州水资源环境的考察,探讨了广济渠的兴修及入清以后其演变成改善城市风水、促进地方教育的功能转变和官民用水矛盾等问题,展现了传统时代豫西地区环境、城市水利和社会之间一个多重关系的变迁史。文章认为区域环境作用下传统城市水利工程的多样功能和功能转变研究可以为城市生态环境史、水利史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丰富其研究内容,从而完善以往城市水利史研究的结论。     

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及王业键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量化了1736—1911年间长江流域九府的米价数据质量。研究表明,乾隆朝的粮价数据质量高于嘉庆、道光两朝,嘉庆、道光两朝的数据质量高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当我们运用粮价数据考察清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时,首要之事就是要针对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数据质量分析。清末的数据质量尤其值得警惕。     

清代广西的全面开发

有清一代,广西进入历史时期社会开发的最高潮,尤其是西部地区经过“改土归流”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基本内地化,消除了社会开发的人文障碍。可以说,自秦代广西纳入中华版图直至清朝结束,广西境内各个民族才真正开始融合在一起,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融合趋势的最后推手;广西各地的实质性开发才告一段落,乾嘉时期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和辛勤耕耘正是这一开发进程的顶点。晚清之际,西方列强势力侵入广西,传统社会经济趋于崩溃,地方动乱迭生,社会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广西地方的主要矛盾,从侧面反映了广西社会开发的全面深入。     

清代河南普济堂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

普济堂是清代河南规模最大的官办养老保障机构,乾隆年间,河南每个州县都建有普济堂,收养大量贫民。普济堂资产来自官方划拨和民间社会捐赠,主要由房屋、土地和现金等构成,其多余资产大量用于出租,获得不菲的孳息,为普济堂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清代河南普济堂是由官方主办主导,但在管理上则多交给地方绅士等人,体现出灵活性,官、民的深度合作使得河南普济堂性质复杂。由于资产较为充裕,清代河南普济堂的功能得到发展,变身为地方公益基金,支持很多地方公共服务事业。同时,地方政府不断要求普济堂承担官方责任,使其趋向官役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济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清代河南普济堂只重收养,不知教育贫民自立,距离近代慈善教养并重的模式尚有不小差距。     

清代江苏官修府志浅析

清代江苏府志门目的设置,以门目平列体为主体,纲目体、史志体为补充,而且同一类型的门目组合形式略有区别;性质相同或相似的门目,所涵盖的资料内容或相似,或差别较大,对资料内容的编排、编纂方法也多有不同。多数府志能因地制宜,在设置门目和选择资料时有所侧重,以门目升格单列、内容详载等方式,使志书得以较好地体现地方特色,一些府志还注重记述发生于当地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萌生的新兴事物,从而使志书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     

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以平湖横桥堰为中心

本文着重考察江南乡村的水利环境与社会变迁,从观察平湖县横桥堰为中心的区域背景入手,解析有清一代与江南的众多水利设施有着相似情况的横桥堰及其周边社会,特别是将环境变化置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考察,分析其对水利设施屡次兴复和周期性堙废的深刻影响;详细说明乡村水利与社会各阶层的诸种关系,尤其是以官绅阶层为代表的各类人物,在地方水利事业重建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而府、县两级地方行政官员的更替出现与影响,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清晰地展示,从而建构起一个小地方的水利社会史,真切地感受当时的社会与环境变化,并据此略窥清代中国地方社会的一些重要生活侧面。     

地方官主持、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志编纂模式——以清代皖志编纂为例

清代修志事业十分发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对修志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逐渐形成了地方官主修,地方士绅和文人学者参修的一种模式和规范,从而保证了方志编纂的迅速发展和方志质量的提高。     

《永乐大典》与清代山东的两部地方志

乾隆《东昌府志》和道光《观城县志》这两部清代山东的地方志均征引了不少《永乐大典》材料,而这些材料都是来源于周永年从四库馆中录出的《永乐大典》东昌府部分。其中道光《观城县志》所引的《永乐大典》材料是先由盛百二摘抄入其所著的《观录》一书,然后由孙观从《观录》转引而来的。乾隆《东昌府志》和道光《观城县志》所征引的《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元一统志》等书的文字,也应是出自《永乐大典》东昌府部分。     

关于晚清乡土志编纂的思考--兼谈当代修志的问题与出路

晚清乡土志的编纂是中国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产物。它的繁荣发展,与清末新式教材需求增加的推动、救亡图存思潮的激荡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很大的关联。追溯与考察晚清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和特征,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     

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

章答复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对明代方志数量进行重新统计,并归纳出官定体例、申详呈报、乡绅呈请、公告等修志制度。     

明清时期山东私修方志述论

明清时期是山东私修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种类、数量、体例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具有很高的价值。私修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是官修方志重要的参考资料,补充了官修方志之不足,并且纠正官修方志中的错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史书所未载的地方史料。但私修方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时空分布不平衡;体例混乱,内容繁简不一;考证不够精详,多有溢美之词等。     

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潇河河道迁徙的原因

潇河是汾河的第二大支流,其流域是晋中重要的经济区域。明清时期潇河流域水灾害渐重,其中下游河道频繁迁徙是新出现的灾害特征。由于流域较小,正史记载不详,本文以地方志为主要材料,从灾害学角度探究河道迁徙的主要原因。     

清初河南修志述论

清初修志是国家重要的文治工程和重建措施。顺治、康熙年间河南修志对清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从清初河南所修的地方志来看,修志活动及时保存了乡邦文献,修志理论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