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但在不同时期,其主要航线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前期主要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沿着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线航行;后期则主要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鲜半岛主要航线变迁南移的形势下,赤山浦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新罗商人张保皋首选的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     

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辽圣宗以高丽称臣纳贡以及与宋断绝外交关系为条件,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高丽在其地建"六城"等.后来,因为高丽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辽朝又出兵收取江东六城,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东南岸修筑"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作为进攻和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战后,高丽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一步请求"收回"保州,辽朝始终未允.金朝建立以后,高丽仍请求"收回"保州,后经双方反复交涉,金朝仍以高丽称臣为条件,将"保州"之地赐给高丽.从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辽、金注重"仁义"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高丽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土地等实际利益,并最终获得了实惠.     

“古大人城”与中古东亚的海上交通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第一次出兵高句丽时,水军的军粮存贮地“古大人城”,位于今龙口市诸由观镇黄水河入海口西岸黄河营村村西附近,这里是唐水军的启航地,也是魏晋至隋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之间多次海上军事行动中水军的出海地,同时还是东亚海上交通中的重要海港。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朝鲜半岛政治中心南移,东亚形成了多条远海航线,“古大人城”在东亚海上交通中的地位,逐渐为登州等航运条件更为优越的海港所取代。     

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

高丽王朝建国后,对待中国文化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从光宗时期开始高丽王权开始推行"华化"政策,而贵族勋旧势力则以实行"土俗"的主张相对抗."华化"政策的确立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需要凭藉多种资源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从光宗时期开始,"华化"政策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中国之人,一是引进中国之制.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并不仅仅是政策之争,在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同时它还和高丽精英阶层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与态度有关.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登州贾者马行余”故事管窥唐与新罗关系

本文通过对《太平广记》中"登州贾者马行余"故事的剖析,从马行余渡海路线、马行余个人身份以及马氏与新罗国王的对话三个角度出发,并结合相关史料,探讨"马行余故事"中所反映的登州与唐罗民间贸易关系、唐罗宗藩关系与儒学在新罗的传播情况。     

"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山东大学和蓬莱"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组委会主办的"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8月21日至22日在山东省蓬莱市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有60余人.这次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中国发现的"高丽青瓷"研究

本文对中国境内发现的若干"高丽青瓷"的各项基本特征进行排比归纳,对"象嵌"装饰技法的实质进行了研究,并进而初步探讨高丽青瓷及其装饰技法与中国南北方青瓷之间的关系.     

高丽青瓷的几项突出成就

高丽青瓷源于中国唐宋青瓷,但在装饰艺术方面,高丽青瓷却在学习中国青瓷的传统装饰技法之外,还接受了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定窑系白瓷和磁州窑等北方综合性民窑系的装饰技法,特别是"象嵌"和铜、铁彩绘以及化妆土装饰技法在高丽青瓷中得到了独到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装饰风格,并显示出高丽青瓷的突出成就.     

蓬莱四艘古船保护技术解析

山东省蓬莱市登州港（蓬莱水城）对出土4艘中外古船的保护,是中国出水（土）古船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对1984年和2005年山东省蓬莱市登州港（蓬莱水城）先后发现元朝古船、明朝古船及2艘高丽古船保护技术及成果的探讨与分析,可以为我国古船以及木质文物保护技术提供一些经验或借鉴。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