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成叔鼎的铭文与年代

1966年,洛阳发掘的一座东周墓葬出土一套青铜礼器(详本期简报),其中一件有铭文的铜鼎,圆鼓腹,圜底,蹄足,附耳,有盖,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四期(战国早期)墓葬的第2717号墓出土铜鼎形制一致。兹就铜鼎的铭文及年代作一讨论。一铭文试释鼎腹内壁有铭文八行,前五行每行六字,后三行字数略有增加,第六行重文三字,计五十七字。铭文如下: 正月庚午,嘉曰: "余(?)(郑)邦之产,少去母父,乍(作)铸飤器黄(?)(镬)。君既安,     

莆子鼎铭文考略

正洛阳理工学院教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战国时期铭文铜鼎。根据铜鼎铭文内容,可称之为"莆子鼎"。此鼎传为山西临汾出土,铭文未见著录。现对铜鼎铭文略作考述,以求教于大家。铜鼎保存完好,子口,口部微敛,沿内折,扁圆形深腹,腹上部附略向外撇的长方形双耳,腹下部内收,平底,三蹄形短足。盖为平顶,     

成君鼎铭补正

2007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物》刊载蔡运章先生《战国成君鼎铭及相关问题》一文(原刊第44—48页,第65页)。该文著录洛阳新近征集的1件战国晚期铜鼎,铭文有4字,蔡先生释为"成君七六六六"。首2字,拓本不清,但从摹本看蔡先生释为"成君",是正确的。后2字拓本清晰,作(?)。     

"集共"、"上林"铜鼎铭文考释商榷

<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刊载<洛阳新发现的两件有铭铜鼎>一文,其中释为"康共"的"康"字当是"集"字,"上林"铜鼎铭文中"啬夫钦省"的"钦"应是人名.     

论新发现的魏信安君鼎

一九七九年六月,在陕西武功县浮沱村一座秦人墓葬里,出土了一件有铭战国铜鼎,有较大的历史意义。按武功地区历来多有青铜器发现,浮沱村过去曾出有商代器物,此次又掘获铜鼎等器,可知当地在古代是相当重要的地点。《考古与文物》昕载罗吴同志论文,已对这件鼎作了详细讨论,现试提几点补充。正如罗文所指出,浮沱村这件鼎的形制和铭文体例,均与战国晚期的卫国平安君鼎相似。其铭文字体为所谓六国古文,所     

昜王鼎铭文考释

“昜王”(昜即今“阳”字)铜鼎,1985年8月出土於湖南省桃源县三元村一座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内。发掘报告《桃源三元村一号楚墓》,已刊登在《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1987年10月出版),但对鼎铭文未加考释。近年来,学者对王鼎铭文看法不一,现将我的最初认识和对墓葬性质的看法,写成此文求教。昜王鼎铭文系刀刻在铜鼎口沿的小直唇外表,唇高仅1.3厘米,字迹清晰。铭文一行十一字,为:“十年土命昜王鼎容廿五升”。个别容易引起有疑问的字,作如下简略考证:     

大利铜鼎铭文“■”字考释——兼论汉代的重量单位“圭”

<正>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铜鼎,器身与盖均刻有铭文,据鼎铭可称其为大利铜鼎。此鼎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石桥乡,口径14.5、通高17.8厘米,重1722克。盖、器子母口扣合,双附耳,腹部有一周凸棱,三蹄足,盖上有三环纽。器盖铭文为"大利",器腹铭文为"大利七斤三□"(图一)。"大利"为当时的流行吉语,器铭末尾缺释之字当是汉代"铢""两"之类     

宜阳鼎跋

秦俑博物馆2006年新入藏法国高美斯先生所献铜鼎一件(图1),上有铭文43字以上,十分珍贵。本年10月间,我与本馆考古队刘占成、张天柱、蒋文孝三先生亲自观察实物,摩挲良久,遂     

羽阳宫鼎铭考辨

1973年,陕西省凤翔县长青公社马道口出土西汉铜鼎一件,上有铭文三组,分别记载了此鼎当时被移用的情况,为研究汉代郊祀和右扶风古地名、宫名等提供的实物和文字资料。《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刊登王光永《凤翔县发现羽阳宫铜鼎》一文,已作了报导和考释。这里再对器铭试作考辨。一、器铭内容及排列先后三组铭文都刻于鼎腹上部。联两附耳为界,分鼎为前后两面,其刻于前后一侧的有“郡邸鼎”和“羽阳宫鼎”两组铭文。刻于后面一侧的有“高唐”一组铭文。现按原铭行次释文如下:     

叔矢方鼎铭文考释

晋侯墓地发掘清理的西周早期114号晋侯墓中出土了一件方鼎(M114∶217),上面有铭文8行48字。铭文讲述的是某年十四月,王在成周举行盛大祭典,礼毕,王会见与会臣下贵族,王对叔矢进行赏赐,叔矢为纪念铸造了这件铜鼎。铜鼎铭文中的王应是成王,叔矢则可能是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这件方鼎是迄今所知惟一一件晋国第一代封君自作的铜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太子鼎铭考略

1998年10月,洛阳火车站西南金谷园村发现战国有铭铜鼎一件。本文谨就这件铜鼎铭文的释读及其相关问题,略作考述。这件铜鼎是金谷园村居民在村西南挖排水沟时,距地表约4.5米处发现的。同时出土     

楚鼎铬文考释与屈原辞赋记实辨析

屈原辞赋含有寓意深刻的记实性。我们从研究湖南常德市德山1958年出土的“正阳”鼎和桃源县三元村1985年8月出土的“阳王鼎”的铭文涵义里,又得到了新的启示。这两件楚式铜鼎的时代均属战国中期偏晚,由于铭文系刀刻,因此铭文?刻时间当稍晚于铸鼎年代。刀锋犀利,字迹清晰。     

西汉安邑宫铜鼎

山西省洪洞县城关公社李堡大队1975年平整土地时出土一件铸有"安邑宫"铭文的铜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兽首衔环素面铜甑与铜勺共三件(图一),这些铜器现存洪洞县文化馆。铜鼎附耳,蹄足,鼓腹,腹上部有平而薄的凸棱一周。鼎盖作半球状,三环钮,钮顶突起圆形。通高23、口径16、腹深15厘米(图二)。鼎素面,从其形制来看,和山西右玉大川出土的"鼎2"以及西安高窑村出土的     

河北省容城县出土战国铜器

容城县晾马台公社西北阳村社员,于1966年和1979年在村西南先后掘出战国时期的铜壶一个,铜鼎一个,铜壶盖两个,现已收集到县文化馆。铜壶,铜鼎出土点相隔20米,铜壶出土时少盖。1979年挖出的铜鼎内,装有铜壶盖大小两个。大盖与铜壶吻合,盖上铭文与壶     

对"楚公■戈辨伪"一文的商讨

文物1960年3期上刊载了于省吾、姚孝遂两先生的"楚公?戈辨伪"—文,认为文物1959年12期介绍的楚公?戈,是一件"赝品",并例举了六条"理由"证伪.于、姚两先生这种对文物负责的精神,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认为于、姚两先生所例举的理由,都不足以确定此戈是赝品.1、铭文方面:于、姚两先生认为"戈字在纳柲之后,势必为夹柲所掩.凡戈类铭文的部位适当于内柲处者,其铭文必伪无疑".铜器铭文从西周到战国,不外"铭德纪功"和"物勒工名以考其成",所以战国时代戈戟铭文,无不刻有工师的姓氏.为了便于考成,将铭文刻在戈内的末端,确系当时的惯例.但是,西周和东周其时正处在铭德纪功这个     

河南邓州王营墓地出土二十一年戈铭文考释

正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建设,对邓州王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1])。其中战国楚墓M316出土一组铜器,包括铜鼎、壶、盒、匜、戈各1件。较为重要的是,铜戈(M316∶5)内部刻有铭文,铭文分4行,共有18字,内容为:"廿一年陈为邦刃,析戈命(令)匋、工师、冶欶为之。"现就铭文内容分析如下。     

闻尊铭文与西周时期的采邑制度

在第五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提交了一篇题为《新见乐从堂尊铭文试释》的论文①,首次公布了新见“闻尊”,引起大家关注.张先生对铭文内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其后,董珊先生就铭文中重要文字进行考释②,为进一步研究,作了有益的尝试.陈絜先生③、蒋书红先生④也分别撰写文章参与讨论.本文拟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铭文内容,对两周时期的采邑制度就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文中不足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西鼎考

<正>咸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兴平汉墓出土的铜鼎,鼎耳外侧竖刻铭文两行,左侧为"九斤十五两",右侧铭文暂不识。王亚庆认为此鼎系西汉中期之物[1]。细审此鼎照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鼎耳右侧的铭文,实际上应是"西"字,故此鼎可命名为西鼎。西鼎敛口,鼔腹,圜底,近似于椭圆形,其造型在西汉时期的鼎中并没有类似者,相反倒是与咸阳塔儿坡墓葬出土的三十六年私官鼎[2]及河南洛阳小屯村出土的战国嵌金银卷云四瓣纹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湖北宜都发现汉“竟陵”铜鼎及铭文

1985年7月底至9月上旬,我馆在湖北省宜都县陆城镇南郊配合基建工程时,发掘了一批两汉至晋代的古墓群(简报待刊)。其中一砖室汉墓出土一件带铭文的铜鼎。该鼎上有:“竟陵”铭文二字(见照片)。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