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盖茨比是否真的伟大

从表象上看《伟大的盖茨比》一书描写的是一段男女之间被束缚的爱情故事,但从深层次讲,这个故事包含了对社会阶层的讽刺和对堕落的美国梦的描写,作者通过对故事主人公的刻画,恰到好处地记叙了上流社会人们醉生梦死,灯红酒绿和道德败坏的生活方式。而故事的主人公杰伊.盖茨比,似乎与众多典型上流社会人士格格不入,作者也从未刻意将伟大一词与他联系起来,但从故事的开端到结尾,从盖茨比敢于为梦想做任何大胆出格的事,到他年龄渐长,在残酷的现实中一心守护着他的梦想。读者们不得不敬佩他伟大的忠贞和卑微的理想主义。伟大的盖茨比并不是伟大的代名词,他与众人一样,有着无比光辉的闪光点,和可悲的致命伤。     

美国州与大麻管制"联邦化"的形成

州是美国大麻管制的先驱和领头雁,是大麻从合法到非法蜕变的旗手,同时也是大麻管制从分散到初步统一再到“联邦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简言之,州的活动是美国大麻管制“联邦化”的决定性因素;反过来,联邦政府通过联邦麻醉品局的活动又推动了州大麻法的出台和统一。这样,大麻管制“联邦化”的确立使州与联邦在大麻管制上逐渐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了美国20世纪前半期大麻问题的解决,遏阻了大麻在美国第一次吸毒浪潮中的泛滥。     

桂柳会战前后的美国"飞虎队"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进一步加强了支援中国抗战的空军——"飞虎队"的力量。桂柳会战前后,"飞虎队"主要担负保卫大陆交通线和攻击南中国海地区日军基地的重任,取得了突出的战绩,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飞虎队"在中国战场上能有所作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坚强的斗志和高超的军事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和中国人民的支持。肯定美国"飞虎队"的作用,就是肯定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     

美国的“慰安妇”立像与日裔社会

2014年,日本右翼势力在“慰安妇”问题上大做文章,不仅逼迫《朝日新闻》撤销了关于“慰安妇”的一部分报道,而且试图否定河野谈话。在此背景下,右翼势力进一步试图在国际上伙同各国右翼团体,打击支持“慰安妇”的势力。本文叙述了美国格伦代尔市“慰安妇”立像竖立后遭受日本右翼团体反对并起诉,以及在此问题中经历过二战的日裔美国人及...     

1957年,美国青年代表团到汉阳了解"汉阳一中事件"

1957年6月,发生在汉阳一中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以下简称“汉阳一中事件”)当时轰动了国内外,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借此大肆渲染,美国青年代表团、匈牙利代表团也相继来访,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村落中的"神"与"像"——山东民间臆造神信仰的现存形态及其社会意义

引言村落,是民众春种秋收,生息繁衍的聚居空间。村落中的信仰、禁忌、崇拜是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真实体现。走进山东的村落,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积淀形成的古老信仰、禁忌、崇拜,隐性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又以对“神”的敬祀供奉形式,显性地呈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节日庆典等活动中。“神”作为人们想象幻化出的事物灵魂主宰,是没有具体形象的,而在对神的敬祀供奉活动中,人们又需要一个表示对某种事物神灵敬祀的具体可见的崇拜对象,于是人们将抽象的“神”赋予了具体的形象。这便产生了大量作为神的象征、神的化…     

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

1953至1954年间,美国密谋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计划是冷战初期美国维护后院并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一次重大行动,同时也是美国隐蔽行动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对成功行动计划的分析,无疑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隐蔽行动及其本质特征。     

美国与亚非会议

1955年的亚非会议,是亚非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用美国自己的档案件,看看它对这一会议以及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和反应,也许会启发人们的思索。     

美国史学的兼容并包与社会影响

史学要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兼容并包来促进史学形式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形式的多元化,史学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去影响社会。美国史学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     

20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的"红色恐慌"与保守主义的发展

20世纪40至60年代的“红色恐慌”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成功地促进它打破了旧原则的束缚和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它却无法建立一套新的保守主义政治纲领,这导致了它在保守主义发展中的影响逐步衰退。     

The Pied Piper of the ghetto: Lyndon Johns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rat control

When Congress rejected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s Rat Extermination and Control Bill in the summer of 1967, in a mood of growing conservatism, it inadvertently sparked a heated political controversy that brought the desperate conditions of life in inner-city America into sharp focu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rat infestation to explore the conditions of “urban blight” that disproportionately afflicted ghetto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60s and that represented a form of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linked to racial marginalization and poverty. It is suggested that a growing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inequality increasingly fueled ghetto discontent, feeding the outbreak of riots during the “long, hot summers,” and spurring liberals to think of new way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inner-city poverty.     

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20世纪30至40年代,为对抗纳粹德国的残暴政策和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在拯救欧洲知识难民的行动中,美国知识界“新左派”代表人物阿尔文.约翰逊,以他非凡的胆识、乐观主义的精神和顽强的努力,在他领导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创办了一所被称之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接受了182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从而使这所“流亡大学”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突破口和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