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森鸥外与庄子的"性命"论

青年时代的森鸥外主张“余等自然学者,求人类之进步与知识的开拓”。他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为基点来理解《庄子》的“性命”论,并在与他人的论争中引用《庄子》的学说为自己的主张立论。鸥外以为,依照庄子的学说,今天的学者们应该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而非单纯地守“性命”或养“性命”。鸥外还列举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概念为佐证,将其与自己对《庄子》“性命”论的理解融合为一,以此来探求“自然”与“知性”的关系。     

“论迹”与“论心”

旧时有这样一副颇为著名的对联：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 这副对联富于哲理,且十分通情达理。其中将“淫”视为万恶之首,“孝”为百善之先,并分别以“论迹”和“论心”考察之,于今仍有现实意义。     

丸山真男学术立论中的事实与想象--"原型论"与"日本主义"情结

丸山真男的学术研究,在揭示出“日本早期近代化的基础奠定于江户时代”这一重要事实的同时,也超事实超学理地扩张了他的想象,这种想象,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原型论”当中,由于该理论与“日本主义”之间存有内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直接与少数人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蔑视论”互为表里,因此,提出并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相信将有助于加强21世纪中日两国深层次的学术交流。     

“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解读

文章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国内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解读,体现出其“文化一元”论在国内族群文化观和国际文明观上的统一。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源于美国族群理论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优秀”论,在美国国内,他主张用以盎格鲁一撒克逊族群文化为代表的“美国核心文化”同化其他移民族群的文化;在国际上,他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难以调和性,并在理论上将其“美国核心文化”论演绎为“西方核心文化”论,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确定了根据文明差异划分敌友的原则。     

从“道论”与“理念论”的异同看近现代中西方哲学文化的分殊与融通

两个理论比较必须具备的前提是二者具有可比性。“理念论”①与“道论”③的可比性至少有三个方面：1．二者出现的历史时段和学术氛围基本相同。“理念论”的提出者柏拉图的创作旺盛时期大致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正值雅典民主制,在意识形态上有宽松的学术环境;“道论”作者老子的生卒年虽至今仍有分歧,但经多方考证,现在学界一般公认《道德经》成书于战国初期,即公元前400年前后,其时“百家争鸣”已拉开序幕,学术气氛空前活跃。     

"女史"和"女论"

男人值得论一论,可能有十条理由。女人值得论一论,却可能有百条理由。尤其眼下进入“女人盛世”的时候,又尤其是眼下女性文学(包括男人谈女人和女人自己张扬女人的文学)日益空前火爆的时候,论一论女人的理由就不只百条千条了。而且我首先声明,对女人我始终有多倍的崇敬感。女人若是种种特殊优势都获得了认定和强化,由她们主政、治世、理国、弄文等等,至少比由男人统治几千年更优美些,但前提必是：要么就回归到蒙昧的母系社会,要么就真的进化成名副其实的“现代文明社会”。不温不火的夹生饭吃起来,女人苦男人也苦。     

长寿世纪的新人生观 --"六十而立"论茁壮成长的19年

中国老年学会理事、湖北省老年学会副会长兼湖北“老有所为”委员会主委、武汉老龄科学研究院创始人卫衍翔院长,在全球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形势下,根据中国国情和自身老有所为的长期实践而撰写的“六十而立”论,发表已逾19年。19年来,世界在发展,中国在前进,人口老龄化趋势更加迅猛。时代列车已进入21世纪,人口老龄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今,随着时代的前进,“六十而立”的本身从内容到形式,已发展完善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成为许许多多不甘为人生划句号的老年人自立自强的箴言,成为许许多多不愿被社会喻为“夕阳”的老年人开创生命第二个春天、创造新辉煌的动力。君不见,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八旬老翁办企业,百岁寿星章,华发风流,银须倜傥!一个健康老龄化的潮头已开始腾跃在古老华夏的大地上。有鉴于斯,亦有感于斯,我们编写此,作为献给“六十而立”论在走向新世纪征程中的一份纪念礼物!     

“前亚当论”视域下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流变

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以“前亚当论”的提出为先导。“前亚当论”属于批判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一种“异端”思想,强调亚当并非人类共祖,人类族群有多种起源。古典多源论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复兴,为“前亚当论”再现提供了理论依据。美洲及印第安人被“发现”,为欧洲学者从实证研究角度论证“前亚当论”的合理性提供了素材。在此过程中,“前亚当论”受到一些欧洲学者青睐,建构了与传统单源论叙事有所区别的种族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为西方殖民政治辩护,成为现代西方种族歧视的重要根源。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论《到灯塔去》中的“主观真实”简

“主观真实论”强调作家们应该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摒除传统现实主义的桎梏,向人物的内心探索,以获取生命的真相。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利用整部小说的主观叙事,去除传统的外观描写,以时间为线索,展现在宏大叙事背景下,微妙的人类心理变化。此理论为文学理论中世界与文本的关系的议题提供了答案,更重要的是利用诗歌一般的行文构建了一条从“文学丰碑”到“内心真实”的道路。     

"黔驴技穷"与"夜郎自大"

题目上的这两个成语,都没给贵州人增光,倒让贵州人很气短的。然而不知自何时起,除了“自大”一词仍不能让人安逸外,“夜郎”竞越来越成为抢手货了。先是本省的几个地方争得不可开交,“内战”未息,据说邻省某县就已挂出“夜郎县”的招牌来了。何以然?旅游之故也!人     

论“得与失”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会永远是一帆风顺,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则波涛汹涌。那么,相伴随而来的,便是“得”与“失”的不断涌现。一般而言,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的“得”越多越好,而“失”越少越好。无论是事业、健康、爱情、亲情、友情等等,人们都尽可能的希望一切都如意,一切都顺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是很难做到。在某一方面得到,在另一方面可能是失去。这其实也是遵守了一定的辩证关系。就像是人无完人,总会有某方面的缺陷。这似乎也是上天的一种刻意安排,如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中的“进”与“退”

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中必须明确“进”与“退”的意义、含义以及二的关系、范围、标准和条件。不能赞同“完全退出论”,而理应认可“三进三退”论。     

“全盘西化”论文化思潮述评

"全盘西化"论,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演进过程中的一种以彻底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全盘肯定西方价值取向为特征的文化思潮,它反映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推崇与选择。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胡适、陈序经,二者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主要目的是为打击封建复古倒退文化思潮,这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因其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论最终演变为一种激进的文化观。     

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

唐宋间,随着“孟子升格运动”的进行,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提高。同时,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形成一场颇具声势的“疑孟”、“非孟”运动。同是“疑孟”,表现各有不向,或委婉,或激越,内容涉及孟子的著作、思想、历史地位等诸多方面。怀疑思潮的盛行、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反动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等原因共同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兴起。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腐败有益论"的内在逻辑及其风险

“腐败有益论”的内在逻辑是:制度是僵化的、封闭的、缺乏民主支持的、一次博弈形成的,因此一定量的腐败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承认“腐败有益论”,必然侵蚀制度的合法性、刚性和社会心理基础,从而加速政权的衰亡。制度的改进只能依靠政权自身的民主和理性力量。承认“腐败有益论”是饮鸩止渴。     

“建设”还是“侵略”:战后日本右翼的“建设东北论”辨析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推出“满洲国兴亡”三部曲,提出“建设东北论”。该谬论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解放”东北民族,建立“理想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完备”工业体系,“奠定”东北发展基础。实际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压榨东北人民,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人肉开采”,用人命换经济;打断东北正常的工业化进程,建立畸形的工业体系;消耗大量资源,严重破坏东北的生态环境。日本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东北经济的后续发展。“建设东北论”传递错误的史实和史观,误导日本民众,催生了中国的“精日”分子,在中日两国都产生消极影响。揭示这种错误论调的来龙去脉、历史根源、社会影响,有助于两国人民客观认识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活动,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闽变"时蒋介石坐镇浦城建瓯指挥时间考

1933年发生的“闽变”（又称“福建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民国史上一件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近年来,国内（大陆）史学界对于“闽变”的探讨研究,已有不少进展,发表了若干论和回忆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一些研究蒋介石生平和民国史的论中,在提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大多指出了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由江西南昌前往闽北重地建瓯坐镇指挥这一重要史实。而对于蒋介石在此之前,也曾坐镇闽北的另一重镇浦城指挥军事的重要事实,有的是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只字未提。前如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李勇等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均写道：“（1933年）12月25日,（蒋介石）飞抵蒲[浦]城,指挥讨闽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