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近代商业和商人的兴起及特点

在农业占绝对优势的传统社会,商业处于辅助地位,商人社会地位低、社会影响小。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侵入,商人力量渐兴,社会影响力增大,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也成为构成近代城镇市民的重要力量。本文以甘肃近代商人的兴起为线索,研讨甘肃近代商业和商人的特点以及他们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从中透射出近代社会变革的脉络和痕迹,为认识今天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借鉴。     

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

明清时期,徽商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商人队伍,他们以儒雅、诚实、守信、以义为利等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商人形象.徽州商人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超越原来在家乡的家族观念,进而立足于乡井观念之上,在外经商时立意树立徽商的正面形象,着意隐匿那些被人们认为不良的形象.在服务家乡方面,他们坚守儒家道德,通过设置家族性的和超越家族的宗族、会社等组织,使徽州社会经受住了社会震荡的考验,既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略论宋代商人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作用

两宋时期,商业获得巨大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他们在社会经济领域诸如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海外贸易的经营还促进了对外经济、化交流。商人势力的兴起,是唐宋时期社会变革的结果和表现之一。他们与封建官僚、地主势力的结合,对于宋及后世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走向世界的武汉商人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执行一种“闭关自守”的政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政府丝毫没有通过出口增加财政收入的商业观念.那时,一方面限制外国商人自由地与中国商民交易,另一方面对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亦加以种种限制.中国商人少有出洋贸易者,大多数商人只好把眼光盯在国内市场,从事农副业产口、土物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买卖.就是在国内市场上,他们也难以大展身手,封闭在城墙内的或局限在庙会、集市中的狭小市场和有限的商品品种与商品流转额,使他们的经营活动只能是一种内向型的.鸦片战争以后,对外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固然有人们常说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同时它还有事务的另一面,即中国商人所进行的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国门打开以后,中国商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     

“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

存在于1911—1924年间的广东商团,堪称近代中国社会之特殊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磨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

商人阶层是晋中地区最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结交高官 ,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 ,追求塑造本阶层的社会中坚形象。但是晋中商人不具有独立于主流道德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 ,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尴尬的双面角色。同时 ,晋中商人具有浓厚的士首商末意识 ,经商致富后他们的人生走向大多再次回流仕途。随着晋中社会向近代迈进 ,商人阶层呈现出旧阶层淡出、职业化凸显的特色。     

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

16世纪后,贾而好儒的徽商不再是简单模仿士子的风度,而是以商业为功名进行价值观的整合,认为“学者以治生为本”,从而实现与士绅的合流。徽商具备了士绅的使命感、道德关怀和儒雅风度。他们在争“功名”时,与白头进考场的书生一样,往往有百折不回、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徽商价值观的整合虽然增强了商人的自信心,并给传统社会的四民等级带来一定的冲击,然而士商合流所造成的绅商风度却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商人的独立性。处处以绅士风度自律的商人与传统政治势力更为紧密地粘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成长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三等级,从而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李本忠治理三峡险滩与《平滩纪略》

在中国社会,商人的形象总是与“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一群体皆为“为富不仁”之辈,其实商人中也不乏乐善好施者,清嘉道年间的汉口商人李本忠就是其中的一位。李本忠弃商平滩,“始嘉庆乙丑（1805年）,讫道光庚子（1840年）,凡平险四十有八,所费金二十万。盖旷世义举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以民国时期归绥、包头为中心的考察

旅蒙晋商是清代蒙古地区旅蒙商主力,清末民初政府对内地商人入蒙经商的限制放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在当地定居下来,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当地城市经济近代化进程。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从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这一视角入手,阐述了以归绥、包头为代表的内蒙古城市传统行社改组为近代商会的概况,揭示了晋籍商人在该地商会中所占比例和地位,以及他们在商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表现。     

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出版,为明代商人及士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方用彬是一商人与文人共兼人物。他选择这样一种角色,主要是为扩大社会联系,提高自身地位,及自怡或娱人。其文化多少也辅助了商业。但由于过分投入文化活动,最终有损于他的商业,甚至使家业衰落。明代后期方用彬现象较为普遍,不妨称之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文人化。它起因于那个时期传统思想的挤压和商人的自适性选择。其特征是:物欲与情趣在他们身上并存,而珍视文人生活胜于商业,以至于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浪费了资源,影响了商业经营,甚至造成不幸结局。商与文、贾与士并不总是合拍,对两者之间的兼和力应该有一适当评价。     

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商人地位的提高及其影响

封建时代的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这种等级制度到了德川幕府时代更加牢固,士农工商,各守本位,世代相传,不得更改。处于庶民之列,仅比贱民高一级的商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被看作是不惜任何方法赚钱的一个非生产的狡猾阶级”(诺曼:《日本维新史》)而备受歧视。幕府不仅严格限制商人的经济活动,而且还对商人的生活和其他方面作了种种规定,处处强调商人的卑贱地位。他们的服装式样、鞋的穿着、伞具、婚丧等都由法律规定;他们不能与武士同住在一个区域内;不许用和大名相似的名字;甚至法律并不保障他们免于武士之剑的欺凌。例如,德川幕府的行政法典中明文规定武士对庶民有格杀勿论的特权。美国学者R·本尼迪克特说:“商人阶级一向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一旦商人受到尊重而且发达起来,封建制度随即衰败”。这话不无道理,正因     

官商勾结多没好下场

从“高铁一姐”丁书苗的落马到“最美政协委员”刘迎霞的出逃,近年来,官商勾结的案例层出不穷。而在古代,官商之间勾肩搭背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社会地位的排列是“士农工商”,国家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在这种制度和文化下,商人缺乏地位与社会尊严,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独立的商业运转机制,“官商结合”成为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     

晋商与太谷秧歌

晋商以专用名词出现,其内涵指18～19世纪,以祁、太、平经济圈为代表的山西商人善贾,驰骋华夏叱咤风云的光辉业绩。 太谷秧歌是反映区域经济及其一方水土的人情风貌和社会心态的地方剧种,是三晋大地文学艺术的又一奇葩,其传统剧目,犹如一面凸凹不平的反光镜,以滞后半拍的旋律,展现了当年晋商的形象。 太谷秧歌中反映商业的剧目（简称太谷秧歌商剧）,采用写实的手法,演出的形式,再现了当年太谷古城的繁华和商业的兴盛。 明末清初,在太谷这片黄土地上,卷起一股“走西口”、“跑关东”、“出塞外”、“下江南”的经商洪流。太谷商人沿着古丝绸之路,把买卖的半径扩展到地中海沿岸,让太谷人的“商行”、“票号”的招牌高悬在莫斯科街头。太谷商人通过买与卖的行为,获取了许多利润,在驾驭商品一次又一次的惊险跳跃中,将差价尽装商人腰包,经过几代人的艰辛跋涉,终于完成了资本积累过程。一批又一批的商人群     

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从徽商家族发展变迁的视角看,于明崇祯十年(1637)创立了著名的汉口叶开泰药店的叶氏家族,先后经历了从徽州迁居江苏溧水、再从江苏溧水迁居湖北汉阳的两次重要迁徙,其根本目的是以家族的地域流动来推动家族商业发展。叶氏家族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叶开泰药店的商业利润作为养家和提升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资本。叶氏家族通过对“徽州人”身份和“商人”身份的自我超越,不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其从休宁淄溪一个普通的徽商家族蜕变为驰骋于政商两界的汉口著名世家。叶开泰叶氏家族的发展史,开创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新模式,为我们跳出商帮史的视角,超越地域和职业,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     

天香九窨 福州荣莉花与茶文化系统解读——福州人的农业面孔

一谈到福建人,我们的头脑中会浮现出商人的形象,长期的海上贸易让福建人被冠以优秀商人的形象。然而从古到今,福建人其实还有一张“农业面孔”,他们在农业上所花费的心力,所做出的贡献,丝毫不输于经商。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从《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看阿拉伯文化重商情结

阿拉伯人自古重视商业经营,按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阿拉伯人不是掮客便是商人。阿拉伯文学奇葩《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比例也在各类人物中占绝对优势,这源自古代阿拉伯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古代阿拉伯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优势使得《一千零一夜》成了一个展现商人生活的大舞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阿拉伯文化的重商情结。     

近代慈善医院的创办及其运作——以20世纪初浙江宁波一地为例

慈善医院是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代表.本文以20世纪初宁波一地为例,考察了近代慈善医院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与运作特点,揭示了以近代商人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在地方社会事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近代慈善医院的创办有着显著的医疗成效和积极的社会影响,至今仍具有启示价值.     

“赐女子百户牛酒”解——兼论秦汉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

《史记》《汉书》中“赐女子百户牛酒”是政府对女性户主家庭的赏赐 ,其标准是每百户赏赐一头牛、十石酒 ,每户折合百钱左右。秦汉时期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尚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还不可能成为丈夫的附庸。因此她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较后代妇女为高     

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

近代以来,江南典当业受战乱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营日渐困难。为谋求生存,典当业试图提高利息、缩短当期以牟取商利,但其求利行为日益受到社会的道德批判和政府的制约。在“道德”与“利益”之间,典当业难以平衡,终因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转向趋利化,与此同时,典当业的社会形象也日益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