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以非党员身份进入专案组我是出身贫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两年后"文革"爆发。"文革"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一类的工作,一向以为那是党的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     

我的“文革”经历与“红卫兵”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的我,学业一直顺利。小学考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即原来的师大附小,中学考上了师大一附中,都是名牌学校。那时虽然也开始讲思想革命化,但学校里还是功课好的学生吃香。从家庭到学校,对我似乎只有一种要求,那就是把功课     

我任安徽省知青办主任的往事

我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军队工作。"文革"中调陆军第12军参加安徽省军管工作,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在地方工作了10年。我的军管工作1967年3月,遵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我奉命赴安徽省参加军管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军管会文卫办公室主任、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     

我眼中的广西文革

1968年我曾做过派仗的俘虏,那年我只有11岁。一直期待着比我大的人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这段往事仍无人提起,忽然意识到,连我自己都到知天命之年,文革的亲历者肯定越来越少了,再不谈,这些沉重的往事必成为轻飘飘的故事。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记得     

大伯父陈仁炳

正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70岁,思维清晰。当时他尚未恢复教授职务,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他谈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我     

中国大使小人国奇遇记

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是1972年,只有26岁,当时国内正值"文革"时期,出国人员寥寥无几,国外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很新奇。第一站我到了阿尔及利亚,它给我的印象是仿佛进入了《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世界:幽深的古街道,蒙面的妇女,身穿阿拉伯袍子的长者叼着弯弯的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着,工匠们在铜盘上敲打着金银线……从26岁开始,我前前后后在非洲5个国家工作过,临时去过的国家有10个,非洲东西南北中都走遍了。在我眼中,     

1969年我在中苏边境守岛

我志愿"一手捏笔,一手握枪"1966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因"文革"原因到1967年才进行分配。分配方案中有一个名额是去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志愿。8岁时,首次见到解放我家乡的战士,成排站在院子里,纪律严明,我就很羡慕。解放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始终伴随我成长,至今依然喜欢。叔叔卢世立是解放军也是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文革"期间,穿绿军装成为时尚。     

“凌伊”先生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     

我与茗山大师的翰墨缘

(?)山大师以88岁高龄于2001年6月1日圆寂于上海,至今已有一年矣。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我的脑海。 我与(?)山大师初识于焦山对岸的象山江畔。那是20余年前的事了。"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中国新闻社海外专稿部一封专函,约我就近采访(?)山法师,写一篇人物专访稿。我乘车来到象山江     

“文革”期间的流产高考

正国家、民族的命运,与生存于其间的个人的命运,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出生于1947年,基本可以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经历的起落浮沉,决定了我人生道路的起落浮沉。1973年的高考事件,便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认为,十年"文革"期间,高考制度完全废止,大学招收的是无需经过考试的工农兵学员。其实"文革"后期的1973年有过一次流产的高考。我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虽然不错,却名落孙山,而且作为陪衬对象出现在《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中,成为我一生难     

我和《复旦文革大字报选》

历史眼光: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缘起我是安徽歙县人,1943年出生,出身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者家庭(父亲是小商人,生活艰辛但还算过得去)。这个家庭成分给我后来的成长带来很大压力。因为喜欢文史,1962年考入复旦历史系。我谈不上有什么远大抱负,庆幸吃上了"皇粮"。复旦的人文熏陶使我有了点历史眼光,具备了初步的研究能力,特别是开始懂得了人生价值,立志要做一个于家于国于民都有用的人,这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文革之初,我即意识到文革可能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     

我的婚礼,1976

<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1976年我个人婚礼的民间记录,留下了特殊年代真实而丰富的历史信息。1976年,我26岁,是四川省医院进修的小医生。那年我已"扯发票"(结婚证),正为如何"点大腊"(婚礼)焦头烂额。"文革"运动已搞了9年多,天府之国的四川缺吃少穿,还要凭票证供应。而我的工资,仅37元挂零。     

文革时期的底层体验

正1966年文革开始,我13岁,读初中。由此至文革结束,十年时间,我的青葱岁月就在文革中度过。一文革前的农村基层,总体上还算稳定。夏天乘凉时,邻居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经常讲的有三条:一是土地改革分田地,贫富差距小了,穷人翻身做主人;二是消灭了土匪恶霸、地痞流氓,社会治安好,不     

“错送信件”与江青秘书阎长贵的囹圄之灾

最近有幸拜访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当年在江青"文革"发迹时第一个成为她秘书的阎长贵,现已是71岁的耄耋老人,他给我的印象是质朴、善良、谦虚而又博学多才。早在1966年     

习仲勋在广东的改革足迹

翻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史册,不能不提到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经受"文革"十年冤屈和磨难的习仲勋,在1978年4月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     

知青生活记忆

正无奈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林彪事件,"文革"运动已不像60年代中后期那么狂热了,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浪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1974年1月,我高中毕业,因当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改动,小学六年制改成了五年制,中学六年制改成了四年制,我6岁上学,所以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岁。当年上学时,各班教室后面墙上都有两块班办的"文化阵地",一曰"学习园地",一曰"批判专栏",班级教室外的后墙上还有一块属于各班对外宣传的"黑板报",一周或两周换一期。因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经历

1967年1月,正当"文化大革命"以疾风暴雨之势开展之际,我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名记者,被派驻广州,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捍卫闲暇,但不妨被利用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较多的闲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能显示出时代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军事院校里工作,突然发觉已经很久没有晚上开过会了,即便在这以严格和忙碌著称的军校,工作的八小时以外也都是属于自己的了。而这在"文革"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人们晚上、周末也往往都要无可逃避地参加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参加阶级斗争,或者组织义务劳动,人们没有自己真正放松的闲暇时间。于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文革"真的在我的生活中结束了,这甚至意味着一个不断强     

1966 年去北京串联的回忆

1966年,出生于大别山区麻城的我刚满12岁．一进初中就赶上了“文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