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线”亲历文革

1964年秋,毛泽东一声号令,近四十万铁路工人和铁道兵战士火速开进大西南的深山老林,开始了“大三线”的铁路建设。头一年打通了川黔线,第二年打通了滇黔线,第三年便集中兵力于大小凉山腹地,穿崇山峻岭,越急流险滩,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线路上,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成昆铁路建设。工程规模之大,环境之险,进度之快,在中国铁道建筑史上可谓空前。     

“文革”期间高校招生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几年的文斗和武斗,“打砸抢”、“破四旧”和“全面夺权”,教育制度和教育路线已面目全非。教师被打成“臭老九”,“夺权”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代理人”进入了“牛棚”。加上废除考试、开门办学、推荐招生、工厂办校、实施“上管改”等形形色色的运动,这一切不但极大破坏了各级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而且严重地阻碍了各级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了稳定教育秩序,196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文革”中我在农村的亲历、亲见

当今50岁以下的人大概已很难说清"文化大革命"时候发生的那一出出稀奇古怪的事了,有些事说起来,恐怕今天的人还不一定相信呢。近来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但我读到的全是城市或机关单位的,农村里当时是个啥样还没有。笔者现     

我亲历“文革”后武汉市政协恢复工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武汉市统战、政协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市政协被迫停止活动。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1978年2月．全国政协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标志着停顿12年之久的人民政协重新走上国家政治舞台。同月，中共湖北省委同意省委统战部《关于我省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我省民主党派工作也开始得以复苏。1978年12月，     

周恩来与文革期间的高校招生

<正>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几年的文斗和武斗,打砸抢、破四旧和全面夺权,教育制度和建国后17年教育路线已面目全非。教师被打成臭老九,夺权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代理人进入了牛棚。加上废除考试、开门办学、推荐招生、工厂办校、实施上管改等形形色色的运动,这一切不但极大破     

“文革”前夕文化风云一角

1965年1月,我奉调离开复旦大学(此前我为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由上海抵达北京,向文化部报到。10个月后,即同年11月,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舆论准备。这以后,1966年2月,由彭真主持拟定、并经党中央同     

“大跃进”中的高校招生

1958 年的"大跃进",使全国各行各业都进入一种"急功近利"的状态,高等教育于极短的时间里,在各地建设了一大批"高等学府",招生制度也向"左"转,只求数量,不管质量。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正常教育秩序紊乱,教育质量下降。"左"风盛行,为患多多。欲知详情,请阅《"大跃进"中的高校招生》一文。     

广州“文革”中打杀“劳改犯”

文革期间,广州街头曾出现过一股打杀劳改犯的恐怖狂潮。许多被指控为劳改犯的人被群众活活打死,暴尸街头,或者被群众用绳子吊死在树上,情景十分恐怖。广州的文革和全国各地一样,是跟着北京的步调不断深入的。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     

“文革”中周扬一案

“文化大革命”祸起,周扬首当其冲,被扣以“阎王殿”(指中宣部)的“二阎王”、“文艺黑线总头目”、“三反分子”等罪名,很快被打倒。其时,周扬刚动过左肺切除一叶的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在天津养病。1966年12月1日,他被从天津转移到北京,送到北京卫戊     

周恩来“文革”中力保知识分子

“文革”风暴乍起,针对知识分子的违法乱纪事件层出不穷,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力图通过政策的手段加以限制和约束,逐步改善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处境。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郭沫若等人的命运也由于伟人的亲切关照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韩先楚“文革”中保护老干部

正韩先楚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功卓著的军事指挥员。他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直无私、敢于坚持真理。十年动乱中,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在自身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军区当了"防空洞"1966年11月27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公开检查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同日还发表了《中共福建省委致全省工农群众、     

内务部长曾山在“文革”中

曾山是从江西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1926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担任江西省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出生人死,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最后岁月是在“文革”动乱中度过的。     

“文革”中章士钊忧国上书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与章士钊相识相交,此后近五十年始终没有中断交往。1966年8月19日晚,一群身穿旧军装     

文革中看样板戏“救场”

正1967年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文艺舞台上一片肃杀、百花凋零,全国绝大多数剧团,从国家级剧团到县级剧团都因过去上演的是"封、资、修"剧目而停止演出,剧团中的一些名导演、名演员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关进"牛棚",演戏的行头被烧毁,道具被砸烂,全国八亿人民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后来,一些群众组织和基层单位也开始学排样板戏,在本单位或在周边地区演出。     

大专院校招生制度的改革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教育领域是“文革”中遭受破坏的重灾区。对教育领域的破坏是在“教育革命”的鼓噪下,从改革招生制度开始的。招生制度,特别是大专院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探究大专院校招生制度的改革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深入了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无裨益。     

评建国到“文革”前的“文化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1 958年以后 ,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 ,而且这一运动最终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 ,并成为后者发动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力图对“文化革命”的源起、嬗变、内容、形成及最终结果作一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一部分读者不同的意见：“‘文革’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你们为什么抓住‘文革’的错误不放!?总喜欢在我们自己的创口上撒盐巴!?这不大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精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赞成我国一位领导人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说过的一段话：“一个民族要不断进步,就必须及时经常地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绩,又要正视出现的错误,更要记取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切实改正错误,改善工作,改革一切阻碍发展的不合理的体制。”我们认为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非常正确的、语重心长的、有重要的现实与深远意义。我们希望那些有不同意见的读者看了这篇令人心痛的文章后,能从积极的方面来思考这篇文章的价值,“要记取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令人痛心的“文革”或改头换面的“文革”今后绝不可以在我国再出现了。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郑重地发表这篇令人惊心动魄的文章的原因：     

“文革”中被停发的邮票

由于种种原因,＂文革＂中有一些原计划发行的邮票,后来停止发行了。但是由于全国疆域辽阔,面积广大,对于已经发到基层的计划邮票,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地方邮局因消息欠准等诸多原因,于发行日前后时间发售了一部分,后来接到制止出售和回收的通知后,实际上不可能全部收回。     

“文革”年代的中蒙关系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初期和中期,我在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现改称蒙古国)大使馆工作了八个年头,经历了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的全过程。现在来回忆这段往事,依然没有感到些许轻松。 中蒙关系剧变的由来 我是1965年12月初抵达驻蒙使馆的。张灿明大使根据国内建议分配我到使馆文化处做负责人。文化处的同事姜振忠、乌嫩和毛家义同我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