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

结合汉、藏文史料的记载 ,八思巴初次觐见忽必烈是在 12 5 3年忽必烈驻营于六盘山时。但由于个别史料存在歧异之处 ,遂有学者提出 12 5 1年、 12 5 3年两次会见说。本文对史料的歧异处作了辨析 ,根据相关人物此段期间的活动 ,证明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初次会见必在宪宗三年 (癸丑 ,公元 12 5 3年 )四月至八月忽必烈出征大理途中驻扎六盘山期间。     

浅析西夏河西佛教兴盛的原因

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境内寺塔林立,僧众如云,上至皇帝太后、下到平民百姓,皆多崇信佛教,译、校经之风大盛,法事频繁。本文从河西地区佛教基础、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渊源、民族政权、境内民族信仰、统治者的提倡和河西地区相对稳定的环境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西夏佛教兴盛的原因。     

浅析元代八思巴文铁质银字符牌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八思巴文铁质银字符牌是一件珍贵的国宝级文物。这件符牌对认识和了解元代符牌制度、八思巴文文体和语言具有重要价值。     

元代忽必烈征日战争对历史的影响

忽必烈征日战争是元代大规模征战的尾声,也是日本古代史上遭受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外敌入侵,这场战争对中、日、朝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凉州成长走向“帝师”的八思巴

八思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藏族政治家,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他出生于西藏萨迦派世家,幼年学习佛教,10岁时来凉州,在这里生活、学习、成长。19岁离开凉州,跟随元世祖忽必烈,并被“尊为国师”,之后又“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他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超人的智慧,毕生致力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弘扬佛法。他在凉州的十年间,对藏族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忽必烈与元代海上丝绸之路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促使东西方不同文明广泛接触,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原拓展到西域、中亚、钦察草原,阻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欧亚道路因而重新开通。忽必烈继位后,北方游牧民族对海洋的认知程度有所提高。元朝大力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原因有三:首先,与元代西道诸王叛乱导致陆路交通受阻有关;其次,马可·波罗等人航海来到中国促进了蒙古人的眼界开阔与地理知识增加,蒙古游牧民对海洋的认识和兴趣逐步提高;最后,忽必烈统一中国后继承宋朝航海技术,有了利用广州、泉州、宁波等重要港口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和开展航海活动的条件。     

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

蒙古民族在13世纪崛起于蒙古北方草原。在其向西部军事扩张的过程中,蒙古民族接触了源自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文化。从13世纪中叶起,广大藏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而在文化上,蒙古人则完全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开此后700余年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文化东来的先河。本文着重从藏传佛教与西夏、蒙藏关系的正式确立,元代藏传佛教僧人在大都以及元代大都的藏传佛教寺院等几个方面,对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相关史事加以考述研究。     

说说忽必烈的皇后

中国历史中有个现象,大凡开国皇帝都比较能干,不是只知享乐的酒囊饭袋,生活也比较简朴。     

论忽必烈远征云南的目的

蒙哥即位后,将灭亡南宋的任务交给了忽必烈。由于南宋政府在淮河沿线实行坚壁清野,忽必烈为了解决军粮问题而远征云南。忽必烈平定云南后,对南宋实现了战略包围,但他获取军粮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蒙哥对忽必烈产生了怀疑,解除了他的兵权。     

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

本文主要探讨了易州《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的时代背景,就碑主智朗及其师海云与早年忽必烈的交往活动进行了考察,并揭示出碑阴忽必烈手迹的重要研究价值。     

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对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历史时间由于对河西地区不合理的开垦、利用以及对森林的滥伐,造 成当地土壤沙漠化的严重后果。为了汲取这一历史教训,在当今大西北开发中,应遵循河西地区生 态环境的自然规律,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石窟寺佛教瘗葬形式与传统丧葬礼俗之关系

西魏以降石窟寺中大量出现的瘗葬形式 ,是佛教传入我国后 ,佛教信仰特别是其中的“轮回”说与我国“灵魂不灭”传统丧葬观念和“事死如事生”传统丧葬礼俗相结合的产物。东汉到魏晋时期富含佛教文化因素的墓葬为其初期表现形式 ,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与发展 ,佛教信徒在石窟寺中凿龛安放死者尸体或骨灰 ,于是便出现了“石窟寺佛教瘗葬”这种形式。     

灯节与佛教关系新探

勿庸置疑,早在佛教传入中原之前很久,灯节最核心的因素已经存在。宋人开始把上元张灯与周代的庭燎相联系,近代学者多有响应。最近,曹飞先生对此论提出驳议,认为元宵节的狂欢功能与燎祭、庭燎的祭祀功能完全不同,可备一说。然而笔者认为,从祭祀到娱乐并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灯节最早的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巫术。     

西夏的灭亡及西夏佛教对蒙元时期河西地区的影响

西夏历代皇帝都崇佛敬僧,把佛教视为国教,在国家政权的大力庇护下,佛教空前发展。汉传和藏传佛教在其境内广为流传,僧人、信众十之九九。几乎达到了全民信佛的境地。在如此大环境的影响之下,河西佛教也在归义军政权之后继续保持繁荣兴盛的局面。但西夏晚期各种矛盾激化,朝野争权夺利,皇帝更迭频繁。加之统治者目光短浅,胸襟狭窄,缺乏政治抱负和治国手腕,内政外交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夏金相攻十余年,国力迅速衰退,在新崛起的蒙古军队大举进攻下,节节败退,丧师失地,纳女乞和,且盟信不坚,终于1227年招致灭国之灾。蒙古为了报复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对其实施毁灭性打击,很多城市军民几被屠戮殆尽,西夏建筑、艺术、文化被野蛮破坏。西夏虽亡,但大量遗民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并活跃在蒙元时期的不同阶层,其文化、习俗和宗教对蒙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白伞盖佛母：汉藏佛教的互动

迄今为止,在1267元世祖忽必烈以佑国所举行的白伞盖佛母仪轨仍然被认为是汉地白伞盖佛母崇拜的起源。但是查阅《大藏经》和敦煌汉文写本可以看出,白伞盖佛母崇拜之主要经典在8世纪已经在中国广为人知。由于白伞盖佛母具有特大的保护力量,类似于忽必烈汗14世纪举办的仪式在8—10世纪的敦煌地区已曾在汉人中流传,但这种传统随后在汉地衰落下去了。由于《白伞盖陀罗尼经》组成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七卷的核心部分主旨也发生了改变。到元代和清代,白伞盖佛母护国的传统在汉地再次得到恢复。     

華梵兼舉,即文會貫——從佛典翻譯的一種獨特解釋看佛道關係及所表現之文化心理

本文考察了中國宗教史上一個重要而有趣的現象:對佛教翻譯經典,用漢字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來解釋某些譯名的意義,並通過這種考察,對中國歷史上佛教、道教的複雜關係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宗教史中鮮明的中國文化本位觀念以及佛道兩教在彼此消長中相互借鑑的狀況。同時,以清代道士閔一得爲中心,對采用這種方法的内在原因進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心同理同是中國宗教、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觀念。這一觀念是使中國宗教長期以來形成一種相對和諧狀態的重要因素。     

隋唐越州高僧及其佛学影响

隋唐时期越州佛教的发展以创立宗派和广泛进行佛学交流为主要特点,它改变了东晋南朝佛教由西向东单边传播的现象,代之以南北互动、东西交融的格局。在社会政治统一的前提下,高僧之间频繁的交往和弘法活动,成为推动越州佛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扩大了越州佛学在全国的影响。越州与京师长安之间的往来,是南北两个佛教中心之间的一种交融。越州高僧的佛学成就和佛教宗派的交流、会通,反映了佛教文化认同的趋势,表明这一时期佛学发展的渐趋成熟。     

论儒、释、道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

作为继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一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早期儒家思想是其积极参政的动力,而经历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挫折之后,佛道思想又成为其追求解脱的思想方式。尤其是佛教的禅宗思想已然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本文以自居易的诗作和其生命历程为中心,分析了儒、释、道思想对其一生的影响。     

论儒释道对徽商的影响

古徽州自南宋以来素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是中华文化正宗传承的典型地域。徽商自小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在其思想深处形成了共同的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文化特质,建立了一种以同行公认、自愿遵守并以商业行为制度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徽商不仅经济基础雄厚,而且造就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充分体现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映射出释家和道家思想的光茫。本文拟就儒释道在徽州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徽商的影响作详细分析,以便全面、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徽商的文化理念。     

敦煌阴氏与佛教的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阴氏与佛教的关系例证了石窟由佛窟到祠堂功能的转变;通过对阴氏写经题记的分析旁证阴氏就是在武则天时期飞腾发达的,并着重分析了“七世父母”的问题,认为其反映着三方面的内容,而主要的是对儒家“孝”思想的反映。认为一切跟佛教有关的活动都蕴涵着人们的思想感情,是人们内在想法的外在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