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对“以理杀人”的批判

<正>戴震谴责程朱理学最为有名的说法当推“以理杀人”,认为这是将“理”当成不同于人之性情的另一样东西所导致的,拿这样东西强制人的性情,跟拿着刀子架在人的脖子上没两样,此即“以理杀人”。与此针锋相对,戴震提出很有名的“以情絜情”的思想主张,让“理”不再与情相冲突,而是和谐共处。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曾经面目如此凶狠的“理”,     

试辩二程视域中的“理”

程颢和程颐是理学(道学)的创始人,他俩都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开拓了儒学发展的新风气和新境界。毋庸否认,二程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理论层面上,两人间仍存有不可忽视的差异。二者对"理"具有不同的阐释,对"理"的体认态度也有差异,而对修养方法的设定与体证,也值得比较。     

“卡理斯玛悖论”的发生学分析

在韦伯理论中,“卡理斯玛”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而充满歧义和使用混乱的概念。要对这些多元内涵进行分类,并厘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回到其发生学本义中。从其起源及发展来看,该概念有三种基本的意义:“个人品质(能力)”,“社会革命力量”及“法理的根源”。其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并发展为“卡理斯玛悖论”。     

浅谈文学创作中的“理”大于“情”

文学创作中有两大要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理”。文学作品是作家饱含激情的产物,情感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陆机的《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情感是极其重要的。文学创作中的“情”,是感性的,显性特征较明显。“理”是理性的,更多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体悟与认识,对宇宙的万事万物的思考,具有隐性特征,这正是所谓的“体匿性存”。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容易感受到作家和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情感,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我认为在创作中,很多时候看似是作家情感激荡、沉郁顿挫、多愁善感、“情动而言形”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家对“理”进行了有意的建构,最终体现出的“理”大于“情”的倾向。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著理与为理：张缙彦的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

张缙彦曾主笔《五岳名山志》《新乡县新志》《宁古塔山水记》,补辑《名山胜概记》,删补《岱史》,参阅崇祯《新乡县志》,发愿修纂《泉志》和续修《嵩书》,为崇祯《新乡县志》、顺治《登封县志》、顺治《永宁县志》撰序,并恳劝孙奇逢主修顺治《河南通志》。张缙彦对方志纂修工作投入的热情和精力在明末清初文人中较为罕见,其过人的学养使其建立了超越同时代寻常意义的方志观,并表现出纂修理念因时制宜的开放性和务实性。张缙彦在强调方志“著理”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地方官纂修方志的行为是“为理”的一种方式。自身方志纂修理念与实践的高度契合,使张缙彦在中国古代方志纂修史上具有标杆性位置和意义。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征

胡安国《春秋传》有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以六经注我之精神,天理人欲二分之笔法,兼取三传,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别义利之辨的理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而理的社会道德表达就是义,并通过正名别类来达到。因此,义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侧理纸”得名来源考

侧理纸是出自晋代的一种历史名纸,制作方法久已失传。从东晋就开始认为,侧理纸得名来源于纸面上纵横斜侧的独特的纹理特征,实际上这是昧于音韵学常识,望文生义而作出的误判。“侧理”又写作“侧梨”,“侧理”“侧梨”都是“陟釐”的异写。陟釐即水苔,侧理纸即苔纸。侧理纸的制作原料,起初以陟釐为主,后来扩大到海苔。侧理纸,实应写作“陟釐纸”,其得名当来源于制作原料陟釐而非其纹理特征。     

即事求理、理在事中——中国哲学对“实事求是”的本体论诠释

"实事求是"源于明清经学中的考据学方法。毛泽东同志借之用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此后,实事求是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事求是"包含着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方法论的丰富含义。本文考察宋元明清学术史后,认为,应以"理事关系论"诠释实事求是。理事关系中的"即事求理"、"理在事中"构成了"实事求是"的本体论含义。而且,理在事中比"气生理"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进而,本文设想以"理在事中"深化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达中国哲学讨论理事关系的论域。本文同时要辨明"气生理"的理论风险性。     

中西方传统园林理水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实例的方式着重对中西方传统园林的理水形态以及手法进行阐述,进一步分析了理水的演变规律及造成差异性的本质。希望现代园林在继承中国传统园林理水的同时,学习西方理水中的科学方法,加入时代特色,能够对我国当代园林理水的营造起一定的启示作用。     

刘献廷的“理观”研究

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理"在各个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从宋儒开始,"理"这一概念被确立了至上的地位,与"天"连用,到朱熹集大成,"天之理"成为了主宰宇宙的最高权威。王阳明的心学虽将"理"纳入"心"中,但这一概念仍具有先验的性质。直到明代中后期乃至明末清初,由于明清易代、传教士东来等原因,使"理"的内涵由先验的"天之理"转变为"物之理",即自然规律,同时认识"理"的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刘献廷的理观正是这种"物之理",其内涵和穷理的方法都值得深入研究。     

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与评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为了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近年来,海外学者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执政理念、执政策略、执政战略等维度剖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坚持立足国情,选择适合中国的执政策略;坚持继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他国优秀文明成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依法治国;等等.系统研究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切点,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奇迹"的奥秘.     

从“理胎发”到胎毛笔

胎发,是指婴儿出生后第一次理下的头发。在中国传统生育民俗中,对婴儿理胎发非常重视。并且对胎发的处理也十分慎重。因为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古人认为,人的头发,对个人来说,是灵魂的栖息地,生命的象征,父母精血的结晶;对社会来说,其发饰是一个人容貌仪表美的重要标志,对民族来说,则是识别民族的显的标志。因此,对婴儿的胎发更为珍爱。     

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

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凌云,敬元沭一由宋至清初,思想界主流绕了一个圆圈：“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清初学者阎若璩曾在《潜邱札记》中指出清初学风的三个弊病,即陋、俗、虚。为突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人们思维方式上所设置的藩篱,戴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理雅各《诗经》英译研究综述

理雅各为儒家经典英译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文介绍了理雅各及其《诗经》译本,以及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成果,最后对理译《诗经》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注重课堂理答,构建智慧课堂——课堂理答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那么课堂教学中的理答环节也就越来越重要,课堂交流对于学生和老师,都有着重要作用。关于课堂理答的方向和应用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初中教学过程中,应该争取做出更多有效的教学理答应用。     

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

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何孝荣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期间（１６６２－１７２２）,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他尊奉程、朱,排斥陆、王;提倡真理学,反对假理学;宣扬理本体论和程、朱理学顶峰论．强调＂实＂学。康熙提倡程、朱理学,既促进了清初的统一,巩...     

从关雎的理雅各英译版本看中西思维差异

《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在我国儒家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不朽的经典之作,其翻译也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名家都尝试翻译它。20世纪诗经翻译,最出名的莫属理雅各的《诗经》翻译版本,理雅各在翻译中,力图全面展现出中国夏商周时代的风土人情、社会全貌。然而,由于中西思维的差异,让其译文无论在"忠实地反映方面"还是在"艺术地再现"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的根源是理雅各对《诗经》原著的理解和诠释。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诠释的障碍,而文化的认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理解和诠释。     

论南宋书院家训诗理学精神内涵

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多在书院讲学,他们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家训诗,是南宋家训诗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家训诗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为:讲学、家教皆可;表现爱国主义情怀;表达理学教育观念;表达作者本人的理学思想;表达亲情五个方面.在文学特征上,主要表现为说理大于表情、“质木无文”与以“理”为审美主体.     

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从“译名之争”到中国经典翻译

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成为19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由“译名之争”肇始。“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God译为汉语。作为论争一方的主要人物,理雅各的观点也经历过由最初的译“神”到最后的译“帝”的重大转折。这其中理雅各深入中国经典,以大量的例证论证了将God译为“上帝”与《圣经》的并行不悖性,这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